产房空荡荡 幼儿园难招生

我市某大型医院产科很安静。记者/徐滔 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2017年，株洲市在园幼儿14.8万人。

2022年，株洲市在园幼儿12.88万人。

两组数据来自于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2022年《株洲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出生率持续下降，株洲相关行业到底在经历什么？

幼师：只招了10个

7000多平方米的幼儿园，秋季招生一个多月，还只招到10个幼儿。

虽然幼儿园目前还有7个班，230个小朋友。但9月份，就有100多幼儿“毕业”，偌大的幼儿园，就只剩下100人左右。

回想起这里几年前500多幼儿入园的鼎盛场景，面临当下招生难的夏丽（化名）有点烦。

“不是我们不努力，确实是无人可招。想过会越来越难，但没有料到竟然这么难！”

夏丽毕业于衡阳师范学院，目前系我市石峰区某大型幼儿园的执行园长，她在幼教行业从业已20多年。

因为幼儿人数越来越少，很多和夏丽共事多年的优秀幼师无奈辞职、转岗。房租水电、员工工资等每月固定开支，让夏丽所在的幼儿园去年就亏损了“大几万”。

多重矛盾的不断冲击，让夏丽不时面临情感、工作、前途的多重压力。

“虽有爱心和情怀，但总是亏损，而且看不到扭亏为盈的希望，幼儿园老板终有一天也会放手”。

夏丽有一个幼儿园园长的微信群。聊到招生，几乎所有园长均直言“一年难过一年”。“招生难”已经成为幼儿园普遍现象。

株洲市教育局学特科相关负责人解释，由于出生率下降，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幼儿园无奈关停。

“去年全市关停的公办、民办幼儿园就有89所。”他说，只有那些办学硬件条件好，师资队伍实力强，校园安全的幼儿园幼儿有所增长，其余的幼儿园招生人数逐年下降。而在全市五区，天元区的幼儿园招生情况要比其他区好一些。

2017年，株洲市在园幼儿14.8万人。2022年，株洲市在园幼儿12.88万人。

虽然处境艰难，但对于夏丽而言，她现在考虑的，不是“幼儿园继续办不办”，而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明年也许会好一些。”她说，如果真有那么“搞不下去”一天，也只能“说不出再见”，平静接受这样的结局。

儿科医生：今年还只做了1起剖腹产

7月29日，记者来到我市某大型公立医院产科。

这里曾经“人满为患、一床难求”。

记者发现，产科内非常的安静，走廊上走的人也很少。

当天，产科护士长和科主任休假。在院医师表示“不宜接受采访”。

记者和产科门口的保安聊了一会。

她告诉记者，她在这里已工作5年。以前“科室内的床位基本是满的，走廊架起的临时床位也是常态，但今天科室床位还空闲多个。”

记者随后来到我市某小有名气的妇产民营医院。

这里的2楼、3楼曾经是产房，有几十个床位。院长黄玉英（化名）沉浸妇产科40余年，是一名优秀的剖腹产医师。

“以前每年有100多例剖腹产手术，近年来逐年下降，但今年至今还只做一例。”她说，产科全面遇冷，主要原因是出生率呈现“断崖式”下降所致。

她解释，产科医师技术要求极高。医学院读书5年，产科实习，师傅带，上手实操，培养一个优秀的剖腹手术医师，至少要10年。

正是由于技术含量高，所以产科剖腹产医师工资非常高。“基本是一万，有的要几万元/月。”

但黄玉英所在医院，现在已经不再招产科医师了，因为“没有剖腹产手术做，招了没用”。以前招的产科医师，要么辞退，要么就转行到妇科。如果无法胜任妇科专业，那就只能“请他们另谋高就，因为自己确实负担不起”。

很少有人想到，昔日香饽饽的产科医师，也许要面临转专业甚至重新择业的窘境。

黄玉英的女儿在上海的某知名妇产科医院，也是一名妇产科医师。虽然科室“业务仍然好，但和几年前忙得连轴转甚至连喝茶都没有时间”相比，当下的手术数量，同样的明显下降。

2016年，我国生育政策放开，产科曾出现“一床难求”的盛况。但随着一波生育热潮过后，数据逐渐回落，甚至开始快速下降。2023年5月7日，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更是刊发公告，暂停产科助产服务（产科门诊照常开放），引发一波网议热潮。

曾经预想的产科“春天”还没来临，就开始猝不及防地面临“寒冬”。

黄玉英说，现在她们的对策就是，有人预约剖腹产，就接。但她们不会再花大力气去宣传、推广产科业务。因为不论如何宣传，也难以一下子改变“不太愿生”的现实。

“首先是民营妇产科医院和基层医院，然后就会慢慢波及三甲等大医院。”

童装老板：赚了个寂寞

7月29日，周六，上午11：00，记者来到芦淞市场群银谷品牌童服城。

银谷市场大门口，除了一个挎着腰包、着牛仔短裤的男子向外张望外，没有看到一个人。

记者进入市场一楼，虽然灯火通明，但空荡荡的走廊上，除了一个坐在摊位门口玩手机的老板外，同样没有看到顾客。

拐角摊位老板谢女士货架上的货物空了一半。对于记者这个陌生人的到来，也并未站起来招呼推销自己的生意。

谢女士来自娄底，老公是四川人，以前在广州做童服生意，7年前来到株洲“银谷”。

“今年比疫情时的生意还要差，我只是挂了个老板娘的美名，喊起来好听一点，但赚钱还不如自己请的站摊小妹多。”

谢女士请的站摊小妹，目前的工资是5000元/月。

记者随后来到楼上的品牌童服区。

这里的经营户投资大、规模大、档次高。

记者发现，这里的顾客同样寥寥。

钟先生来自渌口区。他有四个店铺，他经营的品牌童装在网上不卖，因为质量好，口碑好，所以生意要好一些。

多名经营户向记者解释，除了网购冲击外，出生率下降严重，大大降低了童服的消费群体基数，也是导致生意越来越差的重要原因。

让谢女士以及其他童服老板纠结的是，他们经营童服生意多年，如果突然转行，还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

多名童服老板认为，随着国家“三胎”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国家其他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也许一两年后，童服生意仍然会和当年一样的火爆。

记者发现，在这个市场还在坚持的，基本都是在童服行业从业多年的“老人”，他们对这个行业，有着一份热爱和不舍，更有一份不甘。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摊位租金、物业管理费、帮工工资等开支每月都必须按时支付，而现在的“进项”，已无法维持收支平衡。

“如果问我今年赚了多少，我只能告诉你赚了个寂寞……”谢女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