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120：生命无法等待，我们必须坚守

▲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调度室内，每个人都在忙碌。记者/伍靖雯 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您好，这里是120。”1月5日中午12点，株洲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调度室，每个电话机位前的调度员都在忙碌，他们接听电话的声音大多低沉沙哑。

一上午时间，他们来不及喝水，一顿饭也要反复端起放下。在他们看来，自己面前的不仅是电话线，更是生命线。

从去年11月开始，我市120接警数、出车数成倍增长，最高峰单日急救接警数达到965次，达到以往正常接警数的4倍以上。

24小时超负荷运转的不仅仅是调度室，还有那一辆辆奔驰在路上的120救护车，以及连轴转的医生和驾驶员们，即使发着烧、全身酸疼，他们依旧坚持在岗位上。

这一次，记者探访非常时期的120系统，记录一些关于坚守的故事。

调度员戴芳

我们集体把“家”搬到了办公室

1月5日，在工作的8个小时里，戴芳几乎没有离开过座位，连午饭也是同事帮忙端上来的。所以当她起身时，需要双手撑着桌子借力，支撑僵硬麻木的下肢。

“疫情三年，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忙碌、最焦虑的时候。”50岁的戴芳，是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的一名调度员，去年11月以来，她几乎没有休息过。

去年11月5日，急救接警843次，出车派单235次；11月7日，急救接警965次，出车派单260次；12月24日，急救接警624次，出车派单186次……哪怕这个月开始，该中心每日的120急救接警数逐步下降到500次左右，也比以往高出了一倍以上。

整个指挥中心有12名调度员，实行“三班倒”。此前，为了保证到岗，降低感染风险，他们集体选择留守单位，调度室的沙发、办公桌以及楼上的会议室，就是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

但即便这样，去年12月中旬以来，大家还是陆续“中招”感染。戴芳说，最艰难的时候，有9位同事同时病倒，但不管是发烧、头晕或者咳嗽不停，只要能说话，大家依旧坚守岗位。

去年12月20日，戴芳在值班时突然浑身发冷，意识到自己感染了新冠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先多上两轮班。“趁着我还能扛住就继续坚持，不能让值班表凑不齐人。”在电话前连续坚守了24小时后，戴芳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休息。

这段时间，他们接到的急救来电，几乎都跟新冠感染有关。“我们要保证在3分钟内完成一次派单，或者尽可能为市民提供帮助建议。”戴芳说，之所以要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一轮指令，也是为了避免错过任何一个来电。在这里工作了10余年，戴芳和同事们从上班第一天起就告诉记者，他们接起的每一个电话，都是患者生命延续的希望和保障。

所以这段时间，哪怕每名调度员都还有不同程度的病症，但只要电话铃声响起，每个人都打起精神，为了生命争分夺秒。

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希望通过本报转告大家，近期如果碰到120占线，请耐心一点，他们正在快马加鞭；如果可自行前往医院或可居家自愈，也请把当下有限的资源留给更加需要的人。

急救医生郑新生

最高峰一天出车91趟

“等我一分钟，让我喝口水。”1月5日下午5点，郑新生匆匆回到急救点，他疲倦地靠在座椅上，耷拉着眼皮强撑。从早上8点开始连轴转工作，出车、协调医疗设备等内务，他早已筋疲力尽，但只要救护车需求派单的警铃响起，他立马条件反射般起身看向电脑。

41岁的山东人郑新生，是市中心医院120院前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在这里工作了10年，他头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累到吐”。整个急救中心的轮班安排，一般是上完一个24小时的通班可以休息一天，不过最近大家的工作表都“超时”了。

“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过来接班，前一天值班的同事们都还在外面出任务。”郑新生粗略算了一下，往年这个时候，整个中心每天的出车次数保持在20趟左右，最近一个多月每天保持在60趟以上，最高峰的一天出车91趟，相当于每个小时要出车3-4趟，所有人都在超负荷工作。

“最忙的时候，他们的一顿午饭要分七八次才能吃完，往往刚端起饭碗就又接急救任务跑出去了。”郑新生的同事姜小培说。

这段时间，120的医护和驾驶员们，往往是最先接触新冠感染患者的。每天上班之前，郑新生都会提醒同事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再出车，但即便这样，整个急救中心的50余人还是在过去一个月内，陆续都感染了。

“身体再吃不消、再累，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坚持。”郑新生觉得最难的，不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而是感染后手脚酸软乏力的情况下，要如何把一些楼梯房内的老年病患安安稳稳抬下楼，“这时候只能告诉自己，坚持，再坚持。”郑新生说。

救护车驾驶员秦国平

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赛跑

又过去一个不眠之夜。采访的时候，秦国平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没转阴，说话时夹着咳嗽、透着虚弱，但他还是坚持值班。救护车和值班室里都备了退烧药，实在不行他就吃一片。

秦国平是市中心医院120院前急救中心的一名救护车驾驶员，在这里工作了12年。他们的上班时间一直是固定的，每一班是24小时，然后休息一整天。

“以前出车的空隙还能休息一下，现在别说睡觉，能在救护车里眯几分钟都是走运。”秦国平算了下，这阵子他们平均每天出车10多趟，大家也觉得累，但感受更多的是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尤其碰上患者呼吸急促、血氧低的时候，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开车路上一秒钟也不想耽误，因为这是一场关于生命的赛跑。”秦国平说。

这份工作感染风险很高，所以哪怕他防护做得非常谨慎，还是难免“中招”，又把家里父母传染了，这让他感到歉疚。

他自己发烧最严重的时候，也只按规定休息了一天，“大家基本都还没病愈，但每个人都还在挺着，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