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街的一场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危机

温琳 孙凡

工农红军曾在湖南作出了三次重大转兵的决议，对挽救党和红军命运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提起这些转兵，人们往往记得1927年的浏阳文家市转兵，以及1934年的通道转兵，对1930年9月的株洲转兵，知道的人不是太多。

作为株洲转兵的亲历者，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

1954年春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从上海乘专列经过株洲车站换车头，在株洲停留约20分钟。

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布鞋走下专列，在站台上踱步。株洲市公安局的刘辉奉命带着几名干警，来到火车站站台负责安全保卫。

毛泽东向刘辉询问株洲现在的情况，刘辉简单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株洲由镇设市，和被国家列为八个新建的重点工业城市之一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对刘辉等工作人员说，自己干革命的时候曾经来过株洲，1930年在株洲一个老街，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的这个老街，当时叫中正街，现在叫解放街。

1930年，中共中央制定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所以在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命令其向长沙发动进攻。

与敌军对峙半月，红军多次强攻，造成不少伤亡，甚至遭遇了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毛泽东、朱德果断发布了撤围长沙转移到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

根据《毛泽东在湘东》记载，9月13日那天上午，晴空万里，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离后，总部一行30余人，在警卫连的护卫下，行进在白田铺至株洲的田间小路上。

“既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支队伍要往哪里去，退路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和朱德边走边商谈撤离长沙之围后的行动。当日中午，他们抵达株洲镇中正街宿营，总前委机关驻恒和药号药店。为了解决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大城市，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当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在恒和药号药店的木板楼上，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

这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出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

紧张的气氛笼罩会场，当沉默被打破，出现的是激烈的争论。

“我们这次打长沙，消灭敌人5个团，那都是在敌人的工事以外消灭的。工事以内的敌人我们打了半个月，根本无法消灭，我们自己反而伤亡了几千人。因此，以我们目前的装备去打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毛泽东在会上扼要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回顾了此次攻打长沙不克的主要原因，和与会者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与会者主张不继续打长沙就去南昌。

在毛泽东与朱德据理力争、澄明要害之下，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会议基本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夺取武汉是全国性质的阶级大决战，若没有全国特别是湘鄂赣豫等省的革命条件，则夺取武汉很难维持与扩大”， 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进攻吉安的决定，并于当晚8时发出了《红一军团进取吉安的命令》。

第二天，红一方面军分八路纵队，回师江西。

这次会议，从实际行动上抵制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江西转兵的决定，史称“株洲会议”，又称“株洲转兵”。

党史专家认为，这次会议为以后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迈出了第一步，开袁州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的先声，从此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大城市，一心一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后来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粉碎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

参加“株洲会议”并最终作出转兵决定的人里，“大咖”云集。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谭震林等6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4人成为共和国元帅，7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和追认为军事家。

正如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所说，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朱德采取了他们“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