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志》惹起的笔墨官司

王开林

王闿运著作等身，光是经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就有十多种，但他最为人艳称的杰构偏偏是一部历史著作——《湘军志》。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今南京），太平天国土崩瓦解，使命达成之日，就是湘军解甲之时。那些以千万人鲜血染红顶戴的湘军高级将领，陆续被清廷擢拔为总督、巡抚之类的封疆大吏，从此极情尽兴地享受富贵荣华，十余年出生入死，一朝获到高额补偿。然而好日子过起来总是快如白驹过隙，他们这才拍打后脑勺，猛然察觉，当时起义之人和殉难之士已近乎湮没，传闻失实，功烈未彰，若要取信后世，就必须勒成一书。于是大伙儿决定找位名家来修撰湘军的军史。

当时还有谁比王闿运更有资格接下此单？他是公认的硕学名儒，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集，颇具交情，其文才和史才均属一时无二的隽选，最重要的是，曾国藩生前曾有过“著述当属之王君”的叮嘱。于是经吴敏树动议，郭嵩焘倡行，曾国藩的长公子曾纪泽主持，赍送了丰厚的润笔费（六千两白银）给王闿运。这一年是光绪元年（1875），王闿运四十三岁。按照王闿运的儿子王代功的《湘绮府君年谱》所记，王闿运“不得已而诺之”，意思是：他没法推托才答应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湘军志》总计十六篇，九万余字。大著杀青，王闿运感慨道：“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史官）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史官之笔就像阎罗殿上的判官之笔，轻重缓急之际，既可以使人一举超生，也可以使人万劫不复。何况他并非史官，却酷评诸多宿将，活着的人难免深受伤害。倘若他是势利之徒，念头一闪，笔头一转，以歌功颂德为能事，必能结欢于衮衮诸公，何愁没有好处源源而至？可是王闿运义不容情，在他的笔下，清廷官吏昏庸无能，湘军将领贪残成性。大将曾国荃和刘坤一，前者无异于市中之屠夫，后者仿佛是乡间之笨伯。大佬们恼羞成怒，纷纷跺脚黑脸，指斥《湘军志》诬枉不实。即使湖南巡抚陈宝箴盛赞《湘军志》，他也怀疑王闿运纯粹以个人爱憎驱遣笔墨。殊不知，王闿运认定“怀私文必不能工”，他是秉持公心才敢开罪大佬强梁。

一代文豪王闿运读书破万卷，不可能不知道宋朝文人张君房的遭遇。张君房撰《乘异记》，故意贬低英年早逝的白稹，说白稹死后，被罚为鼋，托梦向友人求救。异日，友人乘船，从渔网中救下一只沙鳖，放生到江中。《乘异记》刊行后，白稹之子怒不可遏，守在汴梁的东华门外，把张君房拽落马下，痛殴暴打，逼迫张君房当众承诺，将《乘异记》毁版，才放过了他。《乘异记》只不过是一部虚构的笔记小说，作者编派熟人，尚且挨打；王闿运著史书，臧否的是依然健在的国家功臣，后果更为严重。

事情果然越闹越离谱，那些原本狂恣跋扈的老干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要给王闿运一点厉害瞧瞧。令曾国荃最恼火的是，金陵决战明明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大的亮点，王闿运却轻描淡写，把太平军视为乌合之众，使其军功大为减色。曾国荃的门人怒于市而色于室，责骂王闿运不肯与人为善，专揭九帅的疮疤，专寻九帅的晦气，专跟九帅过不去。他们甚至捋起袖子要动粗，大有饱打王先生一顿而后快的意思。其实，王闿运的史笔已为曾国荃开脱不少，并未赶尽杀绝，既然曾老九不领情，王闿运也只能摇头叹息：“不知文之人，殊不可与言文！”因为《湘军志》一书，王闿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回连他的老朋友郭嵩焘也抹下面子，不复同情他的遭遇：“王壬秋《湘军志》，均取当时官场谣谤诋讪之辞，著为实录，以相印证，尽取湘人有功绩者诬蔑之，取快悠悠之口，而伤忠臣烈士之心，竟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王闿运不胜其烦，不堪其扰，终于妥协，将《湘军志》的雕版和部分成书交给郭嵩焘，因为后者是湘绅宿望，又是反对《湘军志》的领袖人物之一，任其毁弃。可是王闿运的蜀中弟子不畏强权，硬是将这部书刻印出来，使它广为流播，岿存于世间。

在当时的局外人看来，王闿运文笔高朗，固然是文坛一世之雄，但他自信太过，喜好讥贬的积习难改，演义的痕迹较重。他托名彭玉麟，作《衡阳志》，峻节高士王夫之尚且被他刺了个满面花，何况他人。王闿运修的《东安志》遭人毁板，《桂阳志》也被人纠谬，可谓个性使然，在王闿运笔下没有完人，因此他逮住别人的过失就要议论一番，揶揄数句，这就招人恨了。还有一点，王闿运以霸才自许，以知兵自负，曾国藩却不为所动，这让王闿运颇感压抑和郁闷，一旦他有机会修《湘军志》，就难免要推倒一世豪杰，成就自家绝活。至于事实之出入，笔墨之详略，立论之偏正，就更有可议之处了。王闿运到底是不是“挟区区乡曲之怨颠倒是非”？恐怕只有他本人才心知肚明。

对《湘军志》攻击火力最猛的是《湘军志平议》，由郭振墉（郭崑焘之孙）辑录，里面有郭嵩焘、郭崑焘兄弟的纠谬和评点一百多条，郭振墉引用官书私录逐条笺注。但有趣的是，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选辑《续古文辞类纂》，收入王闿运《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对此书推崇备至：“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丰）同（治）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司马迁字子长，这下算是挠着了王闿运心头的痒痒痒肉。

嗣后，为了洗白湘军，曾国荃请王定安作《湘军记》，以求拨乱反正。两相比较，《湘军记》以《湘军志》为底本，翔实而缜密，若论史识、史才，差距则不以道里计，就连那些认定《湘军志》是谤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王闿运是文字魔术师，能使读者生出无穷之兴味，这恰恰是曾国荃等人最抓瞎最无奈的地方。（原载《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