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某小区内,一位奶奶正带着孩子在玩耍。记者/赖杰琦 摄
策划/李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赖杰琦
编者按
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我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200万左右,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入托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还很大。
国家鼓励生育“三孩”的同时,1400万婴幼儿入托的刚需也摆在眼前,0-3岁的孩子究竟谁来照顾?迎接新成员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喜事,实在不应成为民生难点、痛点。
本期亲子我们走访了一些本地家庭,倾听他们在带娃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了解他们的困境与现实需求,对3岁以下托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进行思考。
辞职回家带,又担心与社会脱节
最近,家住荷塘区的二孩妈妈常欢(化名)为了照顾孩子,把原本的会计工作辞掉了,在家做全职妈妈。
“没办法,我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带不了两个孩子。小叔子去年生了对双胞胎,公婆正在给他帮忙带娃。两边老人都帮不上忙,我只能自己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常欢介绍。
今年初,全家期盼已久的二宝出生了,跟5岁的大宝凑成了一个“好”字,常欢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起初,他们请了月嫂照顾小宝,大宝则由外婆帮忙看管。
“原本我是休完产假就要去上班的,家里的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帮忙看管,但事实上根本顾不过来。”常欢说,一开始,她也想请个保姆给母亲打下手,但一打听,才发现保姆的工资最低也要3000元/月,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这笔花销着实不算小。“而且在新闻里也看过不少报道,都是保姆在照顾小孩方面不太细心发生的一些事故,多少会有些担心,所以我干脆辞了职在家带小孩。”常欢说,她打算等小宝上幼儿园后再重新找工作。
即便如此,常欢内心的担忧也并不少。二宝上幼儿园至少还有两年多,两年后自己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还真不好说,“两年之后,先不说业务水平是不是还在线,光是带着两个孩子找工作,竞争力就很弱了。”
交给长辈带,育儿观念差异大,矛盾难以避免
在云龙示范区某学校当老师的徐刚(化名),每到周五晚上就会停下手头工作、推掉所有应酬,在家吃过晚饭后立马和妻子一起驾车回衡东老家,周日晚上再赶回株洲。快两岁半的儿子在老家已经呆了将近两年,这种两地来回奔波的日子徐刚也已经生活了两年。
按照原计划,徐刚是想让家里长辈过来帮忙带娃的。“我和老婆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刚怀上孩子时,就跟家里老人商量过带娃的事情,他们也同意过来帮忙。”徐刚说,为了让父母尽快熟悉这边的生活,离妻子的预产期还有10天时,他就打电话催着父母过来了。
刚开始,大家都沉浸在孩子出生的喜悦中,一切都看起来很美好。可没多久,两辈人在生活习惯、育儿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开始显露出来。“判断孩子冷不冷,到底是摸手还是摸后颈;奶水不太够的时候,是挂喂追奶还是干脆喝牛奶;孩子洗完澡后要不要擦痱子粉……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引起争执。”有一次,父亲又当着孩子的面抽烟被徐刚看见,双方大吵了一架,没多久,父母就回了老家。
眼看着妻子的产假即将结束,儿子却没人照看,徐刚只好厚着脸皮请母亲帮忙,把儿子送到衡东老家,自己和妻子则每周赶回去看望。“平时只要一有空,就打视频电话看看儿子,不然真担心他跟我们不亲。”徐刚说,每每有人问他啥时候再生一个,他都直摇头,“这一个能拉扯大,已经身心疲惫了,实在不想再来一次。”
花钱请保姆,经济压力大还放心不下
说起自己为孩子请保姆的经历,刘丽丽(化名)笑言:“可以写本书了。”毕竟孩子才2岁多,家里的保姆已经换到了第7个。
早在月子里,刘丽丽就开始琢磨起请保姆的事。出了月子后,她在家政公司左挑右选,最终选定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保姆,然而回家不到半个月,这个阿姨就被炒掉了。“除了看孩子,什么事都不干,一日三餐还要给她按时做好。”刘丽丽说,本来自家人没空了都是随便将就一口,有了保姆还得一天三顿买菜做饭。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刘丽丽再找保姆就要求除了带娃还得做家务,虽然费用也因此水涨船高,但至少自己省了不少事。可后来的几个保姆,也总是不尽如人意:有的嘴碎,喜欢将家里的事拿到小区里讲;有的不够勤快,打扫卫生敷衍了事;有的带孩子不用心,导致孩子频繁生病发烧;还有的甚至有小偷小摸的现象……
为了找到心仪的保姆,刘丽丽身心俱疲。不仅因为去得太频繁,成了家政圈的名人,还四处托朋友、家人帮忙寻找合适人选,连微信朋友圈都发布过找保姆的消息。“钱包受伤,身体劳累,说的就是我这个情况。”刘丽丽说,好在孩子就快三岁了,准备明年就送幼儿园,“噩梦般的日子总算是要到头了。”
反复考察
只为选择一家靠谱的托幼机构
10月27日上午10点半,刘玲(化名)驾车离开位于河西一家高档小区的某幼儿园,准备前往另一家托幼机构查看情况。这已经是她在不到一周时间内,查看的第5家托幼机构。
刘玲在河西某事业单位工作,丈夫则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孩子刚一岁半。考虑到实际情况,夫妻俩决定找一家专业的托幼机构,“不管是育儿理念还是育儿能力,专业机构总归要比保姆强一点。”
然而让刘玲没想到的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一家公办的托幼机构。“孩子还不会说话,也不会自己吃饭、上厕所,需要有人耐心陪伴,没有公立背景的托幼机构,我真没法放心托付。”刘玲说,看过的那几家托幼机构,虽然环境都还不错,人员配比也算合理,但资质和监管仍然让她担心,“有些小托机构只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的名义注册,实际却从事婴幼儿日托服务。”
至于那些直接开在家庭里的家庭式托管,更是让人难以安心,“一旦出了事,老板手机一关,我找谁去?”
我市3岁以下托育市场
开始走向正规化
其实,我市不少“70末、85前”都有过一两岁就上幼儿园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曾大规模配置托儿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机关附属的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多消失。
“如果企业有条件的话,可以申请开办自己的托儿所。”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熊燕说,但目前我市并无企业提出类似申请。
记者了解到,这些年来,我市早有幼儿园、早教机构以“小小班”“幼幼班”的形式,“试水”托幼服务,招收年龄放宽至1岁半左右。甚至还出现了私人举办的家庭作坊式托幼所。但这些机构通常租赁在社会楼宇或居民小区,缺乏足够的户外运动场地,还存在扰民现象。幼教资源短缺,育儿嫂、保育员等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难以保障。
人民有需求,国家有行动。近日,国家宣布投资16亿元,加快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而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各地方政府也在加大投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托育领域。比如株洲,全省首张民办非盈利性注册登记托育机构证书已于10月26日发出,这标志着我市3岁以下托育市场开始走向正规化。
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托育服务的需求或将进一步扩大,不论是各地政府出资筹办的公办托育机构,还是社会资本兴建的私立托育机构,都将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