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前些天,我翻寻李伯元《南亭笔记》中有关年羹尧的几则轶闻,其中有一则直接令我寒毛直竖。年羹尧受雍正皇帝知遇,以平定青海立下盖世奇功,爵封一等公,恩赏三眼花翎、四团龙补,好不威风。年羹尧骄纵不法,跋扈难驯,也就罢了,他竟然还想做个顶呱呱的戏精,这就有点逾越本分。比如说,他要求部下极端节俭,“粒米寸缕,爱护周至”,他自己却挥金似土,“日费万钱而无所顾惜”,因此在抄家灭族之前,他早已败光人品。
年羹尧的轶闻很多,这里只说一桩。他曾向全军炊事员(请注意,不是指战员)下达了一条匪夷所思的奇葩军令:“淅米不去谷者,杀无赦;匿勿告者,罪亦如之。”淅米就是淘米。这条军令是:对那些淘米时没有拣干净谷粒的人,格杀勿论;知情不报的,与之同罪。军令严厉到了这种地步,究竟还让炊事员活不活?岂不是要将他们全往死神铺设的独木桥上驱赶吗?几十万大军,每营几百个士兵吃饭,你算一算,得用多少米?即使伙夫淘米比宫女给皇后篦发更谨慎小心,每餐受时效限制,仍不免会有疏漏。
某日,有位客人来帅府拜访,这位客人是年大将军的怀远同乡,多年未见,远道而来,自然谈兴大发,宾主忘倦,天色近黄昏,帅府内张灯设筵。客人初来乍到,根本不知道军中有一条磨刀霍霍的奇葩军令,他吃完饭,在餐桌上留下了两粒谷子。侍者眉头紧锁,脸上冷汗涔涔,客人浑然不觉。年羹尧示意司马立刻执行军法,司马领命而去,不到一刻钟,就将伙夫的人头装在木匣子里送入帅府餐厅。年羹尧瞥了一眼血淋淋的人头,依旧谈笑自若。过了一会儿,他才指着桌上遗留的两粒谷子,对客人不冷不热地说:“杀人者,公也。”客人闻言大惊失色,出门后询问军中司马,这才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从此,年羹尧赚了个诨名——“不谷将军”,与“活阎罗”之类的惯用绰号具备同等摄魂夺魄的威力。
猛人就是猛人啊!强梁就是强梁啊!狠角色就是狠角色啊!不服气不行,不怕死不行,不认命不行。两粒谷子,一颗脑袋,在年羹尧看来,用于立威立信,这样处置恰到好处,根本没有任何商量讨论的余地。更令人凉透脊髓的是,他巧妙地转嫁了罪恶感,居然认为伙夫被杀的这笔血债理应记在客人名下,因为两粒谷子是他从米饭中挑拣出来放在餐桌上的,他若将谷子囫囵吞下,这位伙夫又何至于因为触犯军令而丧命?真要说年羹尧冷血阴毒,单以此事下定论,似乎孤证不立,但他将立威立信的手段细化到了两粒谷子上来,就算你跟他异代不同时,也照样细思极恐。
流血杀人的话题容易引发恐惧感,太过沉重,我们就另换频道,来点轻松的。
同治元年,曾国藩将湘军大本营和两江总督署移至安庆,一位湘乡老家的亲戚千里迢迢来安徽投军,他性情朴讷,行李简单,衣服上打了一摞补丁。曾国藩向来喜欢少言寡语的本分人,打算给他一份差事做做。有一天,他与这位亲戚同桌吃饭,饭里面有几粒稗谷,这位亲戚将它们一一挑拣出来,排放在餐桌上,显得格外扎眼。曾国藩没有吭声,也没有皱眉头,饭后不久,他备好川资,把这位亲戚叫来,说是让他明天回家。这位亲戚自认为没说错什么话,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心里感到很委屈,满眼疑惑地望着曾国藩,似乎想弄明白自己不受大帅待见的缘故。曾国藩也不想让他犯着嘀咕回家,就告诉他:“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从碗里挑出稗谷,我都看到了。平日你既不是有钱人,又从未在外乡外省作过客,放下家中的农活来投军,才不过几天时间,就学会了别人的坏样范,湘乡老家的人怎会如此挑剔?我担心你出了家门就忘本,留下来在军营里当差,反而冇得好处。”这位亲戚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错事”,就被曾国藩看出了很不好的苗头,几粒稗谷没让他丢掉脑袋,却让他丢掉了眼看就要到手的差事。
强梁猛人视大事为细事,挂齿都觉多余;升斗小民视细事为大事,保命就算万幸。谷子微小,后果严重。看完这两则名人轶事,你究竟是感叹大人物心肠太狠、手段太辣、眼睛太尖、思虑太密,还是感叹职场环境过于险恶?也许兼而有之。感叹之余,你也许会总结一番教训:“有时候,细节能够决定成败,甚至决定生死,丝毫马虎不得。”这仍然只看到了表面,更深层的地方全是血泪模糊。
(原载《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