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和官气

□ 王开林

在河决鱼烂的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反复强调“血性为主，廉明为用”，视忠义男儿为国家瑰宝，与之联镳飞盖，转战江南，平大乱，除大憝，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奇迹。曾国藩多次表态，他最欣赏的将领必具备两点素质：一是“有血性而不忘本”，二是“有诚意而不扰民”。咸丰十年五月中旬，曾国藩回复彭玉麟，畅论血性与官气：“连日与希庵畅谈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八、九两年余过湖口时，彼此皆不免有官气。此次余与厚庵及阁下皆当力戒，以挽颓风。”湘军将领中有数庵，个个著名，迪庵是李续宾，希庵是李续宜，厚庵是杨岳斌，克庵是刘典，馀庵是陈大富，退庵是吴士迈，前五人皆具足血性，不怕死，不贪财，惟吴士迈较为逊色。咸丰十年闰三月，胡林翼写信告诉阎敬铭：“退庵在岳州见，十日不发一言，弟运神力慧眼，决其必不可用。”同治年间，吴士迈追随左宗棠，效力于西北，造化不大，果然被胡公料见。具血性者必刚直纯朴勇毅真诚，具官气者必装腔作势端架摆谱，曾国藩希望湘军将士具足血性而警惕官气，以此提升战斗力。他回复胡林翼，称赞湘军将领叶介唐“有血性而无官气的，是有用之才”。他回复左宗棠，称赞属员姚体备“正派而有血性”。二者都决非泛泛之评语。

血性不可无，官气则不可有。曾国藩要去湘军水师检阅将士，派人提前通知水师统领杨岳斌：“国藩赴水营，请阁下诰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摒去虚文，力求实际。”咸丰十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回复李元度，信中再论官气之败坏营风，直接举绿营兵为例：“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湘勇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曾国藩对官气保持警惕，多加防范，经常让将领提醒手下办差人员：“不可沾染官气，宜常守朴实规模。”这方面，他的顾虑很多，屡屡形诸笔墨。“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他以此法则衡人，不易走眼。后来，他将这十四字定为择吏之道，“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也相当稳妥。

与官气相对应的是什么？是乡气。对官气和乡气如何区处？曾国藩也有很好的解释和指点：“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乡气不佳，官气更差，曾国藩“姑用乡气之人”，说明他对官气之人的好感度甚低。

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也讨厌官气，他说：“吏治之坏，由于官气太重，不复知有民情。”官气还会与客气打成一片。咸丰十年七月下旬，曾国藩回复李瀚章，叮咛再四：“阁下今既补赣南实缺，尤可不必过涉客气，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李瀚章在江西办理厘金，颇有实绩，曾国藩欣赏他的执行力，但李瀚章性情柔和，难免处处客气。曾国藩要他多讲正话、实话和直话，便是指点他在务实的道路上还可以迈出更大的步子。日后，李瀚章成为封疆大臣，主人翁意识肯定更足了，但他从未像李鸿章那样顶撞过曾老师，直话总是拐着弯说。他知道，直性子在曾老师面前不会吃瘪，但在别人面前会吃瘪，这仍是官气在暗中起阻碍作用，官气的头号“体表特征”就是世故。（原载《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