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炳南草书艺术管窥

▲杨炳南书法作品

□ 莫鹤群

杨炳南先生习书七十余年，诸书体均擅：篆书苍劲、高古；隶书端庄、清雅；楷书宽舒、伟岸；但我更喜欢他圆活劲健，法度谨严，率真舒畅的行草书。我以为，他的行草尤其是今草出入碑帖，融会贯通，胸中储有呼之来挥之去的万千形象，加之感情作用于笔端，性情和个性突出，因而率意天成，书写效果往往超越界定之外，雄伟端劲中骨气洞达，爽爽有神气。

我第一次观看杨炳南写字是1983年7月。那时，株洲的机构改革步入尾声，作为省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株洲组成员的杨炳南，为新任市委书记孙文盛当场写了“和而不随”四个大字相赠。这幅草书以篆书备其骨，楷书规其法，隶书正其律，雄浑、阔大，那种军人气质、大丈夫气概的骏爽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篆、隶、楷、行、草五体，草书是最难写的一种书体。中国书法艺术是点画线条艺术，而草书体则是线条美的极致。草书之难，在于“草书之笔划，要无一可移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刘熙载《艺概》）；在于“点划与点划、结体与结体、此行与他行有着连绵不断地紧密呼应关系，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更在于“通过线条所组成的形体，表达书者的素养、人品、气质、阅历和思想感情，表达的越深刻、越强烈，艺术的境界就愈高，意趣更多。”

杨炳南与草书有缘。在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与草书相恋，转业地方后，又终日与美术出版、图像构成相伴，这“三位一体”的生活、工作经历，让他“抱一为天下式”，将习草执拗地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他懂得草书艺术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纯洁的坚守，必须有磁铁般吸附定力。一个艺术家、一个读书人，只有有定力才能说得上有动力，只有懂得坚守才能懂得进步。但他的坚守和执拗，不是僵化、死板的、被动的守候，而是清醒的坚持与守护，一种对草书的挚爱乃至痴迷，使他产生出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对艺术，对真美的顶礼膜拜。这是他从艺所希冀达到的目的地。他的这种毫不动摇的艺术坚守和创作定力体现出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一种文化自觉。他以自己一生方向明确的践行，向历史、向人们表达了自己的文化底气和自信。他将自己的艺术责任感同文化责任感融合在一起，并以此为灵魂，作为深层次的精神保证，又成为后者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形式。

他也深知艺术上的视觉美感总是和具体的笔墨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因此他始终注重锤炼自己的笔墨品质。我以为，杨炳南的书法最有魅力的是它的“笔性”。他在书写的线条上追求古拙，在运笔的舒缓疾驰之际形成线条的细微变化，尤其以苍茫老辣、枯湿相间的笔线构成全幅的节奏，让笔线的美学属性成为语言的表征，也作为情感的载体。他十分善于把握书法作品作为画面的整体感受，在墨色的浓淡、笔线的枯湿上分布有度、节奏跌宕，以笔墨的气质构成作品的视觉美感。如《春风》二字，结字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侧锋取势，锋棱跃然；线条浑厚朴拙，纵横自然；墨分五色，干则生险劲，湿则呈润腴，浓则见沉厚，淡则显典雅，枯则示老辣，呈现奇趣和神采。又如《将进酒》，通幅乍徐忽疾，时而如大海波涛，时而如平湖微波，有时则大起大落以通身之力送之，有时则缓以会心，骤提即顿，萦绕盘旋，笔断意连，其气韵既有二王的秀逸，又揉入了北魏的遒劲，形成了“格高、境阔、字洁、意新”的格调品位。

“书无俗韵精而劲，有骨文章淡若仙。”进入新世纪，杨炳南的创作进入“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鼎盛时期。其书风特征：从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那种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浸润。他的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奠定了杨炳南当代书坛的地位。这是他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他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

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杨炳南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书法艺术风格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