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老贡 摄

胡栋华

过了八月，时令有些晚了，车子经过荷叶镇，穿过荷塘村，两边池塘里的荷大多已经萎去。我一路思考着的问题，依然蹙然在眉：“百无一用是书生”，这顶扣在中国读书人头上的帽子，为什么会被一群湖南人奋力扔出了人生的边界？

如果把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比喻成一个荷塘，那么近代的湖南，无疑是其中开得最艳的一丛红莲。然而，为什么是湖南，而不是慷慨悲歌的燕赵、气吞万里的蒙元、大智大勇的齐鲁、西风烈马的陕甘，成为近代中国拼图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版块呢？

如果把风起云涌的湖南比喻成一片荷塘，那么曾国藩，当然是其中最暗香盈袖的一朵。那么，为什么是一个屡屡落第的儒生，成为那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即倾的巨人，而不是那些威武的八旗将军、那些权重的封疆大吏、那些赫赫的铁帽子王们？而这个入主中原最久、最成功的外族政权，它所遇到的最决绝、最坚毅、最持久的抵抗，同样来自一位卓绝的湖南书生——起兵反清失败后，隐居衡山下的王船山。

——正如明朝末年，整个国家所能依托的唯一“长城”，不是满朝武将，而是一介书生袁崇焕。

——正如南宋，真正能击退金兵、收复国土的是腹有诗书的岳飞，不是那些口若悬河的朝臣；最后关头能毁家纾难、抗击元军的是状元宰相文天祥，不是那些威震一方的武术世家。

而摇曳在这位“一等勇毅侯”周围的，是中国历史上何等壮观的一群能打仗、能打大仗、常打胜仗的书生：“锋颖凛凛向敌”，“东戡闽越，西定回疆”的左宗棠；“以天下为己任”，“文足安邦，武能御侮”的胡林翼；一手画梅，一手提剑，“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的彭玉麟；“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率一支书生队伍“转战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的罗泽南；名列桐城派古文大家，“生擒石达开”，“诛杀胡士贵”的刘蓉；贡生出身，“历六百余战”，“克四十余城”的李续宾……战斗力冠绝天下的湘军，179名将领，儒生出身的就有104名！这是怎样一群“扎死寨”的书生、“打硬仗”的儒将！这是怎样一个将军解甲归田去，书生沙场大点兵的时代！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个贴在中国知识分子脸上的标签，为什么会被一群起于乡土的湖南人，永远扔进了湘江的滚滚波涛？穿过富厚堂的轿房，走近那藏书楼，我依然在思考这个问题。

湖湘之地，曾国藩之前，既有三国名相蒋琬，揽蜀汉军政；东晋第一才子、“湘中琳琅”罗含攻占成都，剿灭成汉；清末王船山起而反清、退而著书。继而陶澍“学术淹通”、“勇敢任事”，贺长龄创书院、“练营伍”，魏源“腹内孕乾坤”、“睁眼看世界”……可谓三湘芙蓉丽，光芒耀神州。

曾国藩之后，更有“浏阳二杰”致力于“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著《仁学》的谭嗣同喋血北京，主笔《湘报》的唐才常就义汉口；民国创建者黄兴投笔从戎，愈挫愈勇；“宪政之父”宋教仁提三尺剑，立万言书，为法制献身；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更是将中国知识分子的书生意气，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极致……一池菡萏香，至今犹满腔。

经过荷塘小院，来到富厚堂正门前的半月塘，里面的荷花，也已凋零。然而，一根根荷杆，孤傲地立于水中，宛如一个个铮臣，站在迷蒙的历史里，让人瞠目，任人絮说。目睹此景，我不觉想起那句慷慨的话语：“老兵不会死去，只是慢慢凋零。”这话何尝不能形容那些从一个个清水塘边出发，沿湘江，过洞庭，顺长江，扑入时代大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湖湘弟子呢？

然而——

为什么是一个来自湖南乡村的古典文人，承担起了挽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重任，并为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奠下第一块基石，比当年文能惊世、武能安邦的王守仁更能立德、立言、立功？

为什么是左宗棠，一个64岁的湖南老头，率湖湘子弟，抬棺出征，为我苦难的中华，收复偌大的新疆，比当年以74岁高龄临危受命、西行平乱的颜真卿更悲壮、更勇毅、更成功？

为什么是一个来自湖南山冲里的浪漫诗人，以农民出身的军队，以不见经传的兵法，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正规军，击溃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把湖南这个“屈贾伤心之地”，变成了一片让世界侧目的热土，让中华这个被压弯了腰的老大帝国，伸直了屈辱而沉重的腰身！

“是儒家的中庸、道家的冲淡和禅宗的清心，让中国的读书人变得谦恭、文弱，而三湘大地的炽热风雨、湖湘学派的经世精神，却让她的士子们多了一份拙诚和勇毅吗？”

站在曾国藩故居猎猎于风的帅旗下，我依然思考着这个一路走来就一直思考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