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人生转机：在渌江书院担任山长
□ 吴啸华 谢兰
▲渌江书院 通讯员 王彦宏 摄
▲左宗棠（资料图）
执教西山，曾在此担任山长
渌江书院，位于醴陵市，始建于宋淳熙二年(1175)。株洲所辖各县市历来有重教兴学传统，其中办学最长、影响最广的是位于醴陵市城郊的渌江书院。渌江书院三面环山，面向渌水，占地近7000平方米。渌江书院早年从东正街青云山下迁至西山，宋明时期皆为学宫，清乾隆十八年(1753)正式命名渌江书院。
金秋季节，凉风习习，我们在渌江书院管理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沿着山道盘旋而上，渌江书院就坐落在半山腰上。
工作人员介绍，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第二次赴京会试落第后，只好仍执教鞭。1836年，左宗棠就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
据记载，左宗棠出生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国子监生，父亲是秀才。3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习儒家经传，第一次应童子试便获得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因母亲病重需要照料，未能参加“院试”。不久，其父病逝，家境穷困艰难。19岁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由于买不起昂贵的书籍，他经常到贺家去借书。贺家藏书很多，见他聪明好学，十分乐意将书借给他阅读。每次左宗棠来借书，贺老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
1832年，20岁的左宗棠参加本省乡试，与哥哥同榜中举，这是他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功名。
左宗棠年轻时自号“今亮”，即当代诸葛亮，自许“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23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执教渌江书院，实则是他的权宜之计。
此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命不凡，极想登上仕途。但他先后数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遭失败，于是将精力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他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而此期间，渌江书院山长任上的他，与朝廷重臣陶澍(1779—1839)的相识相交，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因联相知，结为忘年之交
左宗棠（1812—1885）与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被史学家并称为清朝“中兴四名臣”。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并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其实，左宗棠的人生转机是在醴陵的渌江书院。可以说，如果没有渌江书院，如果没有在书院担任山长(相当于校长)的经历，就可能没有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左宗棠。
1836年9月，醴陵知县得知两江总督陶澍由江西检阅军伍后赴湖南安化省亲，将要路过醴陵，特意准备了馆舍。左宗棠应知县之邀写了副对联，以示欢迎和敬仰。
陶澍一到馆舍，立刻被这副对联所吸引：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描述的是，道光皇帝去年底召见陶澍，询问陶澍的家庭状况和成长历程，并特赐御笔“印心石屋”匾额。下联借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掌督八州军事的典故，引出陶澍远祖的光荣历史，并展现出家乡父老对陶澍荣归故里的祈盼。此联对仗工整，寥寥26个字将陶澍及祖先历史、荣耀全部囊括，颂扬与敬仰之情融于其中。
陶澍对此联大为赏识，并要求一见写联人。
知县不敢怠慢，立即请来了左宗棠。陶澍觉得左宗棠虽是位年轻的教书先生，但举止轩昂、谈吐不凡，视为奇才。左宗棠对陶澍能诗善对的才情、盐政海漕的政绩早有耳闻，难得地对陶澍由衷敬佩。自清朝以来，湖南人才稀少，以陶澍为首的湘系经世派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并得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一致肯定。两人一谈，才知家乡距离不远，谈古论今，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地谈至深夜。
陶澍特意在醴陵多逗留了一天，以便和左宗棠深入长谈，并勉励他多研究些经世致用的文章，最后还叮嘱他下次赴京考试归时可到南京再聚。这一年陶澍57岁，左宗棠24岁。
两江总督的陶澍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而左宗棠当时只是一个多次会试落第的举人。
抚孤八年，鲲鹏展翅万里
1838年，左宗棠北京会试第三次落第。
据悉，历经数次会试失败的左宗棠如约专程到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陶澍安排左宗棠在馆舍住下后，就没和他见面了。两个月过去了，左宗棠有点憋不住了，认为陶澍即使是公务繁忙，总不至于两个月也没时间会晤吧，是不是因为再次落第，总督大人开始瞧不起自己了……左思右想，不是滋味。
第二天大早，左宗棠便去总督府告辞。陶澍刚好起床，才穿好一只袜子，听报说左宗棠要走，连另一只袜子都没来得及穿就追了出去。原来陶澍是有意试探左宗棠的耐心，想全面地了解、磨炼他。陶澍一直追到辕门，边说边挽着左宗棠回到厅堂，让他坐上位。左不肯，陶澍认真地说：“贤弟当坐此位，他日名位必将在我之上。”
左宗棠对这突如其来的“器重”不知所措，但见陶澍说得如此真诚，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陶澍说：“这次会试落第，不要灰心，多学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将来对国家将大有用处，国家很需要有真才实学、能办实事的人才啊。”陶澍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人老了，有一事相托，不知左贤弟可答应？”
左宗棠忙打躬道：“大人相托，岂有不应命之理！”
原来陶澍虽有多房妻室，子女不少，但只有晚年所生的儿子陶桄一子存活，年仅7岁，视如掌上明珠，其余皆为闺女。陶澍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7岁的唯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1839年6月2日，陶澍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没有辜负陶澍托孤之情，于次年赶赴安化小淹陶澍的府第，竭尽全力地教了未来女婿陶桄8年的书。陶桄16岁时，左宗棠又携他到长沙深造成才。在小淹的8年里，左宗棠加深了对陶澍的了解，并在陶公馆里读了许多书籍，为日后的才华展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为何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方面人才辈出，原因很多。陶左之交是近代湖南人才交往的一个缩影，其中虽有些结亲联盟的封建色彩。但是，更有我们至今可借鉴的重视真才实学、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可取之处。
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棠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