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打电话的日子

□ 倪锐

十八岁那年，我在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学校装了台电话机，电线从大马路那边经过两个生产小队，直达学校二楼办公室。电话真是个稀罕物，学校装电话前全村只有华叔叔家里有。华叔叔有的是钱，但作为村里最早装电话的，他可一点都不大方，凡是到他家打电话的，三分钟之内一块钱，他家两个孩子在一边计时。外来电话打到他家，喊去接的，也是一块钱一喊，大家都觉得有点小贵。尽管这样，村子里有需要打接电话的，还是都到他家去，特别是晚上，经常好多人在排队等着打电话。

装电话那天，汤校长请了好多人帮忙抬电线杆。九十年代初，装个电话算隆重的事情，花了好几千，还请了一大桌人吃饭。就这样，那台乳白色的电话机躺在了汤校长的办公桌上，大家围着看着议论着。校长把那个小小的电话本上的号码拨了个遍：“喂，我是汤某某呢，这是我的号码啊，以后有事电话联系。”我们其他老师也排队一一上前拨打电话。

仅仅一个星期，我就通过信件，把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知了所有可以告知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同学们，对他们一再嘱咐：“有事打我电话啊！”

办公室的电话热闹起来，大家不是打电话就是被喊接电话。打电话的，特别幸福，多方便快捷的途径啊。被喊接电话的更骄傲，回答的声音又清又脆，有人打我电话了，肯定有要紧事找我，看我多被人重视，多有面子。那跑进办公室的速度之快，心情之好都难以言表，话筒贴近耳边，轻轻地一声“喂”，足以聚集全办公室羡慕的目光。

但仅仅热闹了一个月，电话机就被校长锁住了，原因是四五十块钱一个月的电话费吃不消。那是一个长方形的铝盒子，一边是翻盖的，一个盖子把拨号的这一面严严实实地盖住了，一边是空着的，放的是话筒。就这样，好好的一部电话机被校长锁得只剩一个话筒露在外面了。

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住校，学校就在一个山窝窝里，附近没人家，晚上没电视可看，唯一消遣的就是一台收音机。好不容易有了台电话机，被校长锁上了，我们晚上只能失落失神地对着电话机发呆。

这发呆久了，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趴在校长的办公桌上，抱着电话机的铝盒子，抱着抱着就发现了破绽：翻盖的接口处是卷成筒状的铝皮，里面插上一根铝棒。我们轻轻地撬开铝皮，再慢慢地抽出铝棒，电话盒就被打开了。从此，我们就过上了一到晚上就撬开电话盒肆无忌惮打电话的日子。不到一个月，校长就在办公室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月电话费又多了！”我们两个女孩低头闷声不响，那晚，我们发现，松动的翻盖接口处被校长牢牢钉紧了。

我们从此不敢造次，寂寞的晚上唯有守着电话机，等待着铃声响起。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拿起话筒，对着话筒下的按键，数字是几就快速敲几下，0就敲十下，只要速度快，在规定的时间内敲完，电话就拨出去了。第一次，我们过于紧张兴奋，敲了几次都没完成，后来听到从话筒里传来“喂”的一声，我们才知道，真的打出去了！我们顾不得说话，兴奋得一把抱在一起跳啊笑啊……

不用动电话盒的一丝一毫，只要话筒在外面，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电话，这真是一件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

我们每天盼着夜晚的到来，只要校长一走，我们就拿出电话本，对着号码“3哒哒哒”“5哒哒哒哒哒”……最喜欢的就是“1”了，敲一下就行，最不喜欢的就是“0”，要敲十下。我们从开始的打一个电话要重复敲几次，到后来一次性成功，不仅练就了眼疾更练就了手快。

我们俩一直坚守着这个秘密，没再告诉其他同事，仅有一天晚上，来了几个附近中学的年轻男老师，我们忍不住露过一手。

如今，人人手上一部智能手机，接打电话上网看电视剧刷抖音买买买……视力急剧下降之余，我经常怀念当年偷打电话的日子。

倪锐：石峰区人，株洲市作协会员，荷塘区作协理事。曾在《株洲日报》《株洲晚报》发表《源远流长龙头铺》《午餐变迁史》等十多篇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