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梁老师

梁老师叫梁景辉，是我在云南河口读小学时的老师。记得那时有一门课叫“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教材，一到上课，我们便嚷嚷着要他讲故事。有关他的传奇，便是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故事中慢慢串联起来的。

1951年春天，高小才读了一年的梁老师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云南解放得晚，在边境地区，国民党残余虽然已被肃清，但土匪活动依然猖獗，村里的干部和土改队员被杀害的事时有发生。梁老师怀着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的理想来到了土改工作队，准备大干一场。

本以为梁老师的土改经历会充满惊险、刺激，就像电影里那样。没想到到工作队才一个多月，他的土改生活就结束了。我们充满童心的期待也变成了遗憾。上级给他的新任务是要他到距县城一百多里的南屏小学去教书。

教书？我自己小学还没毕业呢，怎么教？梁老师一百个不愿意。但上级没得商量。上级说，你认识几个字就叫学生认几个字。小小少年只好遗憾地离开恋恋不舍的土改工作队，去做与自己年龄和学历都不相称的老师。

南屏紧紧依偎着红河，一条青石板的街道贯通南北，两边是土坯或干栏式的木构架房。学校在村子的最北头，两间草房，一间作教室，一间作老师的住房兼办公室。

第二天，学生陆续到齐了，一共十七个。让梁老师奇怪的是，学生们每人都扛着一张芭蕉叶，手里攥着根竹签。上课了，梁老师要学生拿出纸和笔，学生们立即撕下一片芭蕉叶，把竹签摆在叶子旁边。原来没钱买作业本，孩子们的演算、练习、作业都是用竹签写在芭蕉叶上。看着课桌上的芭蕉叶，梁老师彻底地震撼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完的这第一堂课。中午，梁老师抓紧批改作业，他必须在下午上课前批改完并发给学生，不然的话，芭蕉叶干了，写在上面的字就无法看清了。

外面来的人管这里的村民叫“沙族”，其实他们是很久以前从广西迁来的壮族人。村里除了村长认得几个字之外，其他人都是大字不识。村里一直希望办个学校，但没人愿意来，在梁老师之前也先后来过两位，都因为吃不了苦离开了。究竟有多苦，那时的我们没去想过，只知道梁老师留下来了，而且这一留便是一辈子。

等到我读书的时候，南屏小学已经是一个成完全建制的小学了。但直到五年级梁老师才教我。一米八的个头，微胖；憨厚可亲，这就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说实在的，梁老师没有教给我们什么文化知识。一方面是他本人的知识水平问题，要知道他高小还没毕业啊；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形势，那时的读书可真不叫读书，虽说“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但实际上是“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占了绝大部分时间。但是，梁老师用他的人格影响着我们，教育着我们。

“文革”中期，一大批来自昆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了河口，其中一些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人开始进入学校教书，他们的知识是高小还没毕业的梁老师远不可及的。

1974年当我高中毕业，也站上讲台时，梁老师已经被调整到一个叫马古坡的分校了。马古坡，知青都戏称它“马滚坡”。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赶到。

有一次，我带着学生支援秋收到了马古坡。知道我们来了，梁老师的爱人宁老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做客。梁老师还是那么憨厚可亲，那么乐观。除了上体育课外，他还兼着总务，经常要赶着马到中心校来驼些教学用品，翻山越岭来回要一整天。

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梁老师了。去年同学聚会，我又回到阔别40多年的河口。一天在街上遇到了梁老师的儿子，问起梁老师的近况，才知道他几年前已经去世，心里不禁一阵怅然。那个在教室里给我们讲剿匪故事的中年汉子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作者：黄任元 61岁 国税新村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