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道全(右)和儿子汤理在合作社粮仓合影 记者 周蒿 摄
1978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汤道全蹲在田头,苦苦琢磨着如何才能让全队队员不挨饿熬过这个冬天。
其时,汤道全是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
其时,远隔千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人家聚拢在一起,决定豁出命来也要搞包产到户!
“醴陵当时也有私下搞包产到户的,都被‘要求政治正确’的上级严厉叫停了。”汤道全回忆,改革的春风,两年后才吹到醴陵,吹到大西垅村的。
人物档案
姓名:汤道全
年龄:64岁
事迹:包产到户时任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
大集体时代:
靠五谷杂粮填饱肚子
“破土屋,漏风墙,两块板子就当床,十家九户都缺粮。”回忆起40多年前的农村大集体时期,今年64岁的汤道全记忆犹新。“包产到户,那是逼出来的!”
当时,刚从部队退伍回乡的汤道全,担任大西陇村仓下组生产队队长。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队里统一年终分红……汤道全说,大集体的最大弊端,是生产效率太低。
“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有一个人偷懒,大家就普遍磨洋工。”
同时,由于政策不允许,就算是家里有富余劳动力,农闲时也不许搞副业,“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与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僵化的大集体制度下,仓下组村民们饭都吃不饱,几乎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吃不上米饭,只能靠高粱、红薯等杂粮填饱肚子。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大西陇村村民文渐育说。
冒险探索: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
穷则思变。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施包产到户,拉开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当时,湖南地区深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意见不一。1979年,醴陵有10个生产队暗中搞包产到户,被上级要求坚决纠正。
“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又担心犯政治错误。”汤道全介绍,在和队员们一起商量后,他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搞包产到户,先搞包产到组。
“把仓下组生产队拆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只有几户人,实行小组包干。”汤道全说,这样既不违反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小组队员的积极性。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汤道全说,实践证明,相比几十户捆在一起的大集体,小组包干后,大家的干劲都有所提高。
包产到户:
宁愿吃点亏分到二类田
也要实行包产到户
1980年,大西垅村开始实施包产到户。
“当时生产队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几乎是一致赞成。”汤道全回忆,为了尽快分包,一些队员甚至主动提出,宁愿吃点亏,分到差一点位置的二类水田也没关系。
“大集体时,队长吹哨上工,半个小时人也聚不齐,一上午就干两三个小时;包产到户后,男女老少都在地里忙活。”汤道全记得,根本不用喊,许多人天不亮就到地里拔草施肥,有人甚至抱着‘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的心态,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
分田到户后第二年,大西垅村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1000斤攀升到1400多斤。“一年都能吃上白米饭了。”
汤道全说,土地承包到户后,更重要的是赋予了队员们农业生产的自主权。种什么作物,选择什么品种,种多少,怎么种,这些都由自己说了算。农闲的时候,还可以出去打打零工,很快,一批肯吃苦,脑子活的农民,就率先富了起来。
1980年,汤道全结婚时,一家人住在一个几十平的小土屋里,300块钱聘礼都拿不出。分田到户后,汤道全在伺候好自家田地之外,还在长沙岭做起了小生意,到1983年,家里就盖了新房。
土地流转:
从合到分再到合
土地流转带动乡村振兴
包产到户,让农民吃上了饱饭,但当年的“分”带来的改革效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逐步弱化。
2009年,汤道全成立了醴陵市农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村民手上流转土地,实行了规模化,从事粮食标准化种植和养殖生产。
“我种了一辈子地,看到村里的年轻人现在都出去务工,很多地都荒废了,舍不得。”汤道全说,自己做生意,在外面跑得多,认定搞规模化种植会有前途。
现在,从长沙岭,沿313省道,到醴陵市茶山镇大西垅村,整整连绵好几公里,涉及三个行政村2000多亩水田,都是汤道全的产业,去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
因实行了机耕→机育(秧)→机插→机防→机收→机运→机烘的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这里还被列为农业部(醴陵)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区。汤道全也被评为湖南省先进种粮大户,他的公司获得了优秀现代农机合作社等荣誉。
2016年,汤道全在上海打工10多年的儿子汤理,选择回到乡村,跟随父亲种田。“改革开放前40年,老一辈农村人从吃不饱奔向了小康,接下来,轮到我们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了。”汤理说。
记者:您觉得包产到户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汤道全:激发了奋斗的动力。以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包产到户是多劳多得。以前是必须服从统一安排,多养一只鸡都不行,有想法也没办法实践,包产到户后可以想种什么种什么,如果不想种地,还可以出去打工,做生意。每个人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包产到户的政策背景
包产到户,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的。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包产到户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形成了自由市场,农民手上的现金大增,农村经济大为好转。在1978年至1985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农村出现了一番新景象。
(记者 周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