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与 攸县名刹的佛缘

郭亮

洣水东浮岳阜西，鱼书遥问武陵溪。

千峰旧访孤轮月，双脚难拼一寸泥。

大誓余生闻虎啸，衰年残梦弄驴蹄。

东山只履归何日，草软烟柔一杖藜。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时任攸县宝宁寺住持的释智韬禅师收到老朋友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托人从衡阳送过来的信，随信附来的还有七律一首，略述自身近况，以及急于渴慕见面叙旧的情感。

地处攸县黄丰桥镇乌井村的宝宁寺，始创于唐天宝10年（公元751年），是湖南开创最早的佛教禅院之一，佛教界向有“北有少林，南有宝宁”的说法。时任宝宁寺住持的释智韬，字舌剑，一字万峰，衡阳人，俗姓刘，幼年披缁，十七岁圆具，二十五岁参学于南昌百丈石涧泐大师,得印可咐嘱,为曹洞正宗第三十世。曾退隐梅峰隐居四年，想到“只是自利而不利人,终非祖师心”,开法席于龙溪寺,弘法于衡阳东山。

康熙四年（公元1664年）三月初三，攸县僧俗人等联名上书，恭请释智韬前来攸县任宝宁寺住持。其时的宝宁寺，因连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释智韬任住持后，猛力更旧购新，历时十年，建成21座殿宇，修复了长髭、石室墓塔，并广收弟子，弘扬佛法，使宝宁寺成为曹洞宗后期兴盛之地。

当然，释智韬住持宝宁寺期间，最大的功绩还是主持修撰了《宝宁寺志》，并邀请著名思想家王船山撰写序言，成为佛教思想史上一桩难得的佳事。

现有典籍无从稽考释智韬与王夫之的交情始于何时，唯有一点可确认的是，二人都是衡阳老乡。

青年王夫之曾积极投身反清大业之中，兵败后隐居石船山，以著述名世，清廷地方官员曾慕名而来拜访，想赠送些吃穿用品，但都被他拒绝，还自撰对联一副以回：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意思是我是明朝遗民，自然不会接受你清廷的施舍……

但是，当释智韬邀请王夫之替《宝宁寺志》撰写序言时，王夫之却一口应承了下来——要知道，主持修撰《宝宁寺志》虽是智韬大师发起的，但主其事者却是攸县父母官，当时的攸县县令余三奇——可见二人交情匪浅。

不特如此，除了撰写序言之外，王夫之还亲临攸县，参与寺志的纂修校阅工作，校阅厘定寺志卷二《语录》和《像赞》。今寺志金汤姓氏名单中题：“王夫之而农,衡阳人,孝廉”，卷二卷端署：“衡阳王夫之夕堂父同阅”，便是明证。

回头再说王夫之的这篇《宝宁寺志叙》，全文虽仅541字，却对禅宗由两系发展为“五叶”的历史原因做了精辟的论证，并肯定了宝宁寺在禅宗史的地位，成为佛教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

释智韬来攸县后，曾三次回衡阳，写下《三过东山吟三复》的诗文，因不见王夫之而“迟回侧尔”，称其“无愁人不知愁耳”。王夫之见诗后，在《万峰和尚三复吟题词》中说，“老汉以我为无愁人也乎？无愁者而后可与语愁，吾将于禅师游于溟滓之郊而得之矣！”表达了双方生死之交的感情。

文前之诗亦有同样的情感蕴藉其中，智韬大师接信后立即回信给王夫之，强烈要求会面叙旧，并在信中近似疯狂地提出“不愿成佛，愿见船山”的渴求。然而，造化弄人，没等到王夫之前来叙旧，在此信寄出后的第二年，智韬大师便唱着“月满乾坤水满溪，我唱还乡曲曲西,果然枝头蒂自落,永不人间借岩栖”的《临终偈》而圆寂。王夫之深以为憾，做五律一首以为悼念：

大笑随吾党，孤游有岁年。

从来愁虎啸，几欲试龙渊。

别路琴心回，他生锦李传。

瞿塘烟棹在，洣水接湘川。

洣水接湘川，王夫之在悼诗中的结语不幸而言中，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王夫之亦因病而逝，与智韬禅师同游“溟滓之郊”，共语“无愁”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