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的“洲”

王承舜

株洲的洲，三点水的“洲”。外来的旅人，总是将株洲误笔为“株州”。株洲不像广州、郑州、杭州、福州那些所有以“州”为名的城市，却独独携水而行。这多出的一点涟漪，是地理的馈赠，亦是历史的伏笔，就如一枚水纹印章，烙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

翻开泛黄的舆图，湘江在此划出一道半圆弧线，泥沙在流水的臂弯里沉积成洲。东汉《尔雅》说“洲”是“水中可居之地”，而两千年前的先民踏上这片沙洲时，正逢槠树葱茏。这种壳斗科乔木的根系深扎沙土，铁灰色的树皮刻满风霜，叶片在暮春飘落时，仿佛将整个湘江染成墨绿。古人以树为名，唤作“槠洲”，三个水波荡漾的偏旁，就此成为这片土地的胎记。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的某个秋夜，朱熹与张栻在南岳论道后北上，船桨搅碎江心月影，停泊处正是槠洲。朱熹的墨迹在宣纸上洇开：“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洲”——这是文字长河中，关于此地最早的涟漪。

岁月流转总爱磨损记忆的棱角。当“槠”字在方言中渐渐脱落了木字旁的重量，化作更易书写的“株”，三点水的“洲”却如同湘江的誓言，始终未改。或许是因为江水太执着，年复一年用浪花擦拭着这个字的偏旁。三国东吴在此设建宁县时，战船曾撞碎江面的晨雾；隋唐时此地沦为湘潭一镇，商贾的货船载着瓷器和稻米穿流如梭；直至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株洲”之名终于尘埃落定。

那些将三点水误删的旅人不会知道，当他们站在湘江大桥俯瞰江心沙洲时，脚下正叠印着杜甫漂泊的孤舟。晚年的诗人四过株洲，在凿石浦的礁石上刻下“早行篙师怠，席挂风不正”的叹息，留下的九首诗作如同九枚铆钉，将株洲的“洲”字铆进中国文学的脊梁。

江水的记忆比石碑更长久。朱熹与张栻在槠洲分别时，衣袂扬起的气流竟化作一座分袂亭，理学星火在此溅落，点燃了后世书院檐角的铜铃。明清商帮的旗幡在码头招展，运茶油的木船吃水极深，船夫号子惊飞白鹭，它们的翅膀掠过水面，把“洲”字的三点水又描深了一分。直到1936年粤汉铁路的汽笛撕破晨雾，钢铁洪流漫过田心塅的稻田，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的齿轮开始转动，人们才惊觉这座城市正在挣脱水的襁褓——烟囱如雨后春笋般生长，铁轨取代了帆影，一时间，全国十大污染城市的帽子压得湘江几乎窒息。

但水的基因终会在绝境中苏醒。当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最后一根烟囱停止吐雾，湘江保护条例的字句化作清淤船的轰鸣，人们忽然发现，那些蛰伏在钢筋水泥下的记忆正在复苏。神农湖畔，钢结构的观景台倒映碧波，恍若槠树新生的气根；智轨列车穿过玻璃幕墙的峡谷，银色车身流动着水纹般的光泽。最动人的隐喻藏在一座酒店天台：三十七个泡沫箱拼成的菜园里，茄子紫得发亮，辣椒红得灼眼，从泥土到餐桌的距离不过百步。这方寸绿洲像一则古老的寓言，讲述着发展与生态，如何如湘水与槠树般相生相成。

晚霞染红江面时，常有人指着“株洲”的牌匾发问：为何独独此处留住了三点水？他们或许没有看见，湘江大桥的灯光投在波浪上，正勾勒出“洲”字的轮廓。那多出来的一点水，是朱熹宿泊时的桨声，是杜甫船头的残烛，是蒸汽机车冷凝管滴落的第一颗露珠，也是智能机器人手臂悬停在半空的温柔弧度。当智轨列车划过“中国动力谷”的夜空，光轨坠入江心，南宋的槠洲、民国的站台与新时代的数据流，在涟漪中共振成同一段频率。

潮水平静处，沙洲悄然生长。那些被误写作“州”的瞬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细小漩涡。而真正的株洲始终带着水的印记——它曾以水为名，因水而困，终又溯水而生。湘江夜航的货轮拉响汽笛，声波荡开的水纹里，依稀可见两千年前那株槠树的倒影，正在月光中舒展新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