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刚
“冯翁耽耽老墨虎”“一世之雄哉”,是时人对元代散曲名家冯子振诗文与书法的高度评价。
冯子振(1253-1348),字海粟,号瀛洲洲客、怪怪道人,湖南攸州(今攸县)人。元大德二年(1298),他进士及第,先被召为集贤院学士、待制,之后继任承事郎,连任保宁(今四川境内)、彰德(今河南安阳)节度使。
冯子振工诗文,以散曲的成就为最高,《中国文学史》将其列为元代八大散曲名家之一。同时,他的书法成就也不可小觑,只是其墨迹大多流落海外,致使在国内存世稀少,所以文献上鲜有记载。“冯子振”的百科词条下没有相关记述,《冯氏家谱》以及《湖南省志·人物志》也未对其书法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以及国内的黄山书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居庸赋》《行书赠朱君璧诗并序》等墨迹本,让世人得以领略冯子振的书法风采,学习、研究之风随之兴起。
冯子振的存世墨迹大致可归为三类。
其一为书画题跋。1287年,冯子振应召入京,与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一同供职于翰林学士院,深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还常应大长公主之邀,在诸多名家字画上题跋。经冯子振题跋,落款标注“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的现存书画作品,包括宋高宗的《金书题葵花纨扇》、宋徽宗的《御河鸂鶒图》、黄山谷的《松风阁诗》、郭恕先的《升龙图》以及钱舜举的《硕鼠图》等。
其二是题赠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行书赠朱君璧诗并序》(又名《虹月楼记卷》)便属此类。该卷创作于元泰定四年,是冯子振晚年自书七绝三首赠予其忘年交朱君璧的作品,是目前国内保存颇为可观的冯氏书法佳作。
其三是自作诗文。冯子振六十二岁时,将人生经历中的所感所悟,同居庸关的雄伟气象精妙融合,创作出近五千字的《居庸赋》。此作全篇雄浑大气、视野宏阔,笔力刚健酣畅,行文跌宕起伏,文采与书法并茂,被后世誉为“天下雄文”。这件作品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截至目前所发现的冯氏书法当中字数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件。
元代书法呈现出两大流派。彼时,赵孟頫、鲜于枢等人高举复古大旗,他们认为宋代书家破坏了“晋唐笔法”,风格流于狂野,因而倡导重新回归晋唐时期的雍容典雅风格。另一流派则沿着“宋人尚意”的书风脉络继续发展,继承了苏、黄、米、蔡“宋四家”所开创的风格流派(当然,其源头仍是晋唐),冯子振无疑是这一流派中的集大成者。
冯子振擅长行书,其书法特色鲜明,笔画干净利落、瘦硬劲挺,结构欹侧变化、跌宕多姿,字势沉着痛快、爽劲豪健,能给予观者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快感。他写字速度极快,类似米芾的“刷字”风格。据文献记载,“(冯)为文当酒酣耳热,命侍者二三人润笔以待,据案疾书,随纸多少,顷刻辄尽”,而作品完成之后,充溢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就拿《居庸赋》墨迹本来说,洋洋洒洒五千言,从头至尾,笔笔精到,无一丝一毫懈怠之态。
在宋代社会上下皆摹王(羲之)拟赵(孟頫)的风气之下,冯子振这般极具个性的书风究竟从何而来呢?
首先,冯子振的书风与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可谓一脉相承。从字形角度审视,冯子振曾取法“二王”行书,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以及王献之的《新妇地黄汤帖》《节过岁终帖》《东山帖》等存在风格相似之处。其结体精巧灵巧,用笔纤细劲挺、疾速畅达,讲究点画之间的承启映带。从章法布局上来看,字与字之间极少运用连笔,换言之,他极为强调单字的形态结构,以及点画的精妙、节奏韵律感,因此作品整体上趋于平稳均匀,鲜见大幅度的起伏与空间变化。
其次,冯子振行书字势豪迈矫健,书写时痛快沉着,沿袭了宋代“尚意书风”,融合了黄庭坚、米芾、蔡京等人的书法特征。他的《赠朱君璧诗并序》借鉴了黄庭坚那种长枪大戟般的结构,呈现放纵、开张之势;而《题展子虔游春图》《居庸赋》则明显吸纳了宋代米芾、蔡京等人的用笔特征。
冯子振的书法在元明时期便已享有极高声誉,只是因其诗文与散曲的名气过于响亮,反倒掩盖了他在书法领域的盛名。
元代著名儒学大家、“吴中学人”代表郑元祐,曾在墨迹本《居庸赋》后题写长诗,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冯翁耽耽老墨虎,啸风词林彍飞弩。熊罴象犀在不数,血人牙牙齿踰斧……”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也在给《居庸赋》题跋时赞叹道:“海栗冯公以博学英词名于时,当其酒酣气豪,横厉奋发,一挥万余言,少亦不下数千,真一世之雄哉!”
倘若将冯子振的书法同元代书坛领袖人物赵孟頫作横向对比,便能发现二者风格差异:赵字风格平和,冯字则多呈欹侧之态;赵字蕴含灵秀韵味,冯字却神骏且秀逸,虽说同样具备“秀”的神采,然而品格各有千秋。从纵向维度审视,冯子振的书法传承宋人“尚意书风”,远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还开创后世文征明一派书风之先声。
时至今日,海内外人士对冯子振的书法有了全新认知,众多研究者认为,就其书法成就而言,足以跻身元代书家的前列方阵,纷纷将其存世墨迹视作文化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