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树下，我永远的乡愁

卢飞兵

柏树下，一个躺在湘东边陲罗霄山脉温暖怀抱里的小乡村。她如其名，古老苍劲，源远流长；她如亲人，亲切通达，温暖相伴。她是过年时“原坛”美酒醉人的甘甜，不时牵扯出我内心深藏的思念和梦里欢畅的乡音……

老街印象

我出生在柏树下老街上，两条发源于大山深处的小河，分别从东西两翼守护着老街的兴衰成长——兴，是古之兴旺和今之富裕；衰，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百年难遇的山洪引发的荒败。

老街之老，已无从考究，我出生那年，这场山洪把老街几十户夯土木构的老式房屋冲得七零八落，老街人一起搬迁到了当年公社集资兴建的新村，因此，对于老街的印象，要么是从父辈们茶余饭后的回忆和留恋中激荡起的神往，要么是自己少年时期到老街菜地或稻田干农活，从一片断墙碎瓦中引发出的一个少年对于自然变迁的感叹。脑海里经常会想象，当年的老街，大概就是一条几百米长、不是很宽、两边商铺林立、生意繁华如集市的青石街道吧。

山洪暴发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老街街貌全毁，大部分宅基地变成了各家的菜园，一些土砖房子略作修缮，变成了各家的牛栏。上世纪90年代起，大部分老街人又在被冲毁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又一栋更加坚固和更加漂亮的乡村别墅。虽然如今的老街已非当年商铺林立的商业街景象，但从乡亲们脸上时刻荡漾着的笑容里，很容易就能感觉到新农村的和谐气象和老街人对新生活的自信与追求。每从株洲回到老街，总会感慨于老街老与新的交替变迁历程，老街，已不仅仅是一条古街道的人与事的传说，她已经用自己的全新景象，浓缩展示了一个社会的发展变迁之景象。

大山新路

柏树下地处攸县最东面，也是攸县海拔最高地区之一，东连江西莲花县六市乡和坊楼镇，北、南邻江西萍乡市白竺乡和广寒寨乡。或正因位置的山高路远，小时候柏树下及周边地区，被县城那边的人称作“上边”，而我们管他们叫“下边”，去县城会说成“去下边”，现在回忆起来，仍觉有点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里每天到县城只有一趟班车，花上三个多小时坐班车去“下边”，是儿时一件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如今我仍能记起坐班车去县城的那种自豪感，以及一个多小时的砂石马路颠簸，进入柏油马路后那种平缓舒坦和不容易晕车的坐车感受。

柏树下往东、往南两个方向均为湖南与江西的省界，省界多为高山，间或也有平缓稻田之处仅以田埂为界，省界两边的民居、方言、习俗则各不相同，但因地域相邻，相互之间的亲朋好友是不少的。那时我的外婆就住在萍乡白竺，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和哥哥、姐姐，走四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去看望外婆，住上几天，自在又惬意。其实只有十余公里的路，在翻山越岭、崎岖徘徊中，路也变得更加遥远漫长。1984年，新修建了“柏白公路”，但有路没车，我们只能走沿用了几百年的山间小路去外婆家。再大一点，家里买了自行车，骑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但上山的路很长很陡很弯，得推着单车走近1个小时，只能想着回程的下坡路的轻松，就是上天给自己艰苦爬坡的回报吧。

近几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交通的投入，柏树下已经四通八达，去县城就有上下两条省道可以选择，新建的315省道与319国道接壤，开车到萍乡市区仅仅需要30多分钟，从镇上出发一个小时可以到达沪昆高速和岳汝高速，当年让我向往的柏油路、水泥路等不晕车的“舒坦路”，已经通到了家乡的每一个村。

劳动之美

柏树下山多，镇里林地20余万亩，那时有野猪、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和煤、铁等矿产资源。大山或间隔出丘陵平原，或围护成富饶盆地，给世居于此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天地。而我，有幸生于斯、长于斯，用劳动强健了自己的体魄，练就了农村人“吃得苦、不怕累”的劳动人民品质。

回忆里的农活是繁杂而无间歇的，水稻田的春插、双抢、秋收，菜地里的红薯、辣椒、花生、果蔬，大山里的砍柴、砍竹子、摘茶籽、砍杂木，家里面挑水、割猪草、放牛、洗碗，七岁就帮着家里下田扯秧，小学六年级就跟着老哥学会了赶牛犁田，中学毕业赴昆明读书，寒暑假回来也还是帮着家里干一些农活，直到参加工作，干的农活也就越来越少了。小时候各种农活和劳动项目之多，让我从儿童到少年，从小学到中学，少了些许玩乐，多了几分汗水，练就了一副好身体，体会到了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道理。

寒假里跟着哥哥、约几个伙伴，帮家里砍一堆柴，过年自己家里蒸“原坛酒”、做兰花根、油枣、冻米糖，做豆腐、熏腊肉等，用柴火不仅火旺而且省钱。春节里家家户户都是自家准备了品种繁多的传统美食，招待着络绎不绝的拜年客人。一个暑假，砍一百多根杂木，卖到木材公司，赚了不到一百元，妈妈奖励性的到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双十几元的“高档”运动鞋，这种劳有所获的成就感和兴奋劲，可以持续到一年后鞋子穿烂为止。放牛虽不是体力活，但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防止牛偷吃别人家的禾或者菜。记得放牛是每天两轮，一早一晚，冬天里却是一上午，过程中煨煨红薯，捉捉螃蟹，背背课文，记记单词，一两个小时里，有野趣，也有等同于学校课堂上那种收获的喜悦。

新村记忆

我出生在老街，却是在新村长大的。

新村离老街大概有一里多路，基本就在大山的脚下了。三排长长的红砖楼房，成一字型排列，中间的那排房屋最长，应该有两百米，两头的那两排地基要低一些，也短一些，不到一百米的样子，三排一起大概住了40余户人家，户与户之间是共墙的，这在农村很少见。房前是砂石前坪，兼做马路，种了几排树，还有各家自修的晒谷坪。房后面有一个小院落，再就是土砖建的厨房与猪圈，以及菜地。公社统一建的集资房，还是略有规划的。

新村最大的优势，是离学校近，乡里的中心小学、中学都在新村边上不远，这种吃在家里、住在家里的优越感，是那些走十几里路到学校寄宿的同学最为羡慕的。读中学的时候，每每学校搞劳动，家里的一些锄头、簸箕等农具都会被同学借走。吃完饭去上学，我也经常会从家里带一些好吃的去“慰问”班上的寄宿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孩子们在周末和寒暑假要帮着家里干不少农活。只有到了晚饭后，才是小伙伴们的集体玩乐时刻。早早吃了饭，一个个在门前坪里追逐打闹，打三角板、耍石粒子、捉迷藏，欢声笑语犹在耳边。还有不少玩乐项目，是可以改善家里伙食的，采蕨、挖笋、捕虾，或者在初夏的夜晚，打着火把笼子、拿着齿钳去照黄鳝，一晚上几十条进账。也可以找一个得空的白天，跟着哥哥做两桶土法草药，去河里捉它二三十斤被“毒”晕的河鱼。

我在新村生活了20年，参加工作后，每年会回新村几次，看看父母亲。2000年哥哥在老街的宅基地处建了新楼，把新村的房子卖了，之后就几乎没再去过新村了。

我想，我内心的柏树下情结，是对儿时农村生活的回味情结，是对山水养育于我的感恩情结，是对家乡发展变化的赞美情结。我与每一个从农村出来，到城市工作，并已届中年的人一样，为着心中能有这样一个情结，而倍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