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老屋

尹建英

炎陵县沔渡镇洞里村城上组汤家屋背岭山脚下，依山就势隐于万山丛中的一处平岗上，并排着五栋土坯混搭的房子，我的老家便处于中间位置，是唯一一幢土黄色外墙裸露的房子。

2016年合并建制村的时候，洞里村更名为九都村，从一都到十都的排序实在缺乏新意，我更愿意叫它洞里，它也着实是一个洞，一个被大山环绕与宠爱的洞，幽静而淳朴。

爸爸是家里的长子，有四兄弟两姐妹，长兄为父不是虚传。爷爷曾说“我大崽回来了，我就不怕了”，那个时候的“不怕”无非是有饭吃、有屋住。爸爸初中毕业受太爷爷政治成分影响没能继续上学，回家挑起了一家老小生活的重担。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农活工分高爸爸就专挑什么活干，曾经一天插了4亩田——4亩田什么概念，很多人家一年双抢的总面积都不到4亩田。一年后，扭转了家里年年超支的困局，还略有盈余，第二年以436块钱的价钱买下了洞里村城上汤家组一户人家的老宅，缓解一大家子住房紧张的问题。1976年，拆后大宅重建，便有了我记忆里的老屋，我在这里出生，住到六岁便搬离了老屋，但童年的许多趣事都是关于老屋的。

老屋是清幽的。老屋在村子的最南边，三行六间，住着我们与大叔叔一家，共十人，叔叔家住左边，我们住右边，客厅共用。屋前有个禾坪，往前是一个大大的鱼塘，中间一条村道通往牛形窝与烂坝里，正屋后面是一排生活用房，厨房、猪圈、鸭圈、牛圈等。老屋的清晨总是被鸡鸭鹅早早地叫醒，大着嗓门的赶路人也不清闲，碰面了总要有一搭没一搭说上两句。不忙的时候，与叔婆、阿姨们凑一起打牙祭，汤圆米果、油煎米果、斗笠米果是常三样，几大家子人热乎乎开个三两桌。大快朵颐后继续搭伙干活儿，春天挑豆种，冬天拣茶籽，日子就在一搓一合中冬去春回。

老屋是热闹的。老屋的夜总是特别活跃，组里南片干活晚归的村民把打谷机抬到老屋的禾坪存放，双抢的季节，每天都有四五台打谷机整齐地摆放在禾坪，打谷机倒扣着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捉迷藏、野餐、玩蛐蛐、逗蚂蚁，甚至将厨房的调料也搬来，大人们并不恼，任由我们闹。晚上我们就躺在打谷机底板上数星星，看萤火虫忽远忽近地张望，偶尔也拿个笊篱满禾坪追赶，将捕获的萤火虫装进透明瓶子里。大人们则聚在一起摇着蒲扇闲聊，聊田地的收成，聊白天的劳作，当然，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琐碎。

老屋是世俗的。爸爸爱倒腾，尝试了许多门路，办采石场、养水荷莲、搞生猪养殖、养白鹅、种大棚蔬菜……老屋楼上楼下，拢共四间逼仄的房间，串门的人却特别多，有来谈生意的，有来借钱周转应急的，也有请爸妈劝架的、要帮厨掌勺的，还有知识青年每次下到村里要爸爸改善伙食的……妈妈生我坐月子的时候，知识青年们一点不避让，直接在妈妈的月婆房里吃饭喝酒，谈笑风生（按照客家人的风俗，月婆房里一般人是不能进的，就算亲戚也要征得主人家同意）。爸爸估计是对饥寒交迫的日子有一种潜意识的补偿，吃一直舍得，我记忆中家里有人过生日，煎荷包蛋是用脸盆盛，土鸡土鸭一只一餐一锅炖，围墙上的簸箕常常晒有米粉肉，油炸的泥鳅用坛子装、吃不完的鹅蛋制成咸蛋。童年的餐桌是流动的，盛一碗饭可以从这家吃到那家，可以从你的碗里夹个盐辣椒，从我的碗里顺点霉豆腐。

老屋是纷争的。童年的老屋也不只有和谐欢愉，就像一个大的剧场，有时也上演战斗片。我们与叔叔家各三个小孩，年龄相仿。农忙时候，6个孩子抢门槛坐等爸妈回家。门槛有一米见长，实木做的估摸着20公分宽，两端嵌在两块大大的麻石上，门槛同时坐不下6个孩子，谁先占到位置或坐或躺全凭个人自由，趴在门槛上睡觉是我们都干过的事。有一次为了争门槛，两家孩子用木炭在对方的门上、墙上、楼上画满了乌七八糟的东西，6个孩子的“杰作”就是整个房子的内墙够得着的地方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第二天继续前一天的怨气，在禾坪中间摆上石头划上“三八”线，连鸡鸭也不能越界。

老屋是无奈的。老屋门前有个一亩左右大的鱼塘，左边临坡，梨树、桃树倒映水面，右边栽满柳树，树影婆娑。清澈的鱼塘总是特别热闹，洗红薯、洗花生、洗土豆、洗凉薯、洗芋头、洗猪草什么都有，激起水花一浪高过一浪。晚上收工在水塘里洗涮是一天劳作结束的仪式，年底了每家每户还能分到一些鱼。自从邻居家的7岁男孩在水塘里溺水而亡，大人们再也不允许自家孩子靠近水塘。爸妈每次出远门都将我们三个反锁在屋子里，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黑色的长条形桌子，我们兄妹三人就趴在桌子上，贴着圆木条的窗栅看门前经过的人与风景。一次，外公老远来家里，进不了门，只能隔窗看我们，满眼心痛又无奈。再后来，水塘改成了水田，秋起，风吹稻浪橙黄橙黄的，终究恢复了些生气。

后来，我们家与叔叔家都搬离了老屋，周边的邻居也陆续搬离到村子中心或镇里、县里更热闹的地方去了，留下我们兄弟姊妹成长足迹的老屋仍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很多年没回去过了，我想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