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刘正平

那是建国后的第三年，我去一所古庵改办的小学发蒙。百废俱新，一切都因陋就简，现成的香案当教桌，土坯上架着木板做课桌。学校无钟表，只好燃香计时。每节课燃一炷香。纤细的香支飘着一绺发丝似的青烟，满屋子弥漫着淡淡的香气。香快灰飞烟灭时，老师便打着衣襟上的粉笔灰，宣布：下课。

这里只能传授小学一至四年级的课，四年后去镇里的完全小学。学校设立在王氏宗祠，大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座大摆钟，垂在下面的摆锤圆圆的，银光闪闪，像一枚勋功章，嘀嗒、嘀嗒地晃荡着。不用燃香计时了，每天都有值日老师关注指针的行程。起床、早操、上课、下课等，到了既定时间，即拿上小铁锤，敲响了那块悬挂在檐廊下的犂嘴铁。

语文老师是一位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姓江，来自县城，满头浓发，脸上隐现着淡淡的忧伤。十几位老师唯独她有块手表。当她露出袖口那个小手箍时，立刻引来我们围观。那么锃亮锃亮，小巧玲珑，能自己走动，啧啧，真巧。

我和阿猫是屋檐相接的近邻，上学后，一直是同桌。一天，他突发奇想，模仿江老师的手表模型，画在手腕上。那时没有圆珠笔，只有墨水笔、蘸水笔和钢笔。钢笔买不起，只能使用容易掉墨的毛笔、蘸水笔，弄得两手脏兮兮的，身上、脸上都是墨水。自己画自己的手腕不方便，俩人便互画在对方的手腕上。

最难画的是表壳。手腕中央画一个小圆圈，沿着圆圈周边等距离地标注1至12的数字，然后在圆心上画出向外放射的时针、分针和秒针。难度很大，不是圈画不圆，就是那12个数字排列不匀。怎么也画不好，画了又洗掉，洗掉又画。反复折腾。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好玩，纷纷效仿。很快，许多人手腕上都有一块墨水画的表。既不卫生，又耽误功课。老师检查课外作业，大惊：许多人都拉下一大半。第二天午饭后，突然那块犂嘴铁急促地响起来，把我们赶到操场集合。正是酷暑，太阳火辣辣的，地面滚烫滚烫。校长威然地宣布：今后，我见着谁画表，就将谁的手腕剁掉。显然这只是一种威胁和恐吓，但言出法随，立马将我和阿猫两个“首犯”，罚在太阳下暴晒了半个小时。

江老师瞅着我俩被晒得满头大汗，觉着都是她惹的祸，心里酸酸的：我戴的只是一块老掉牙的祖传旧表，经常停摆。你们只要努力学习，将来不愁没有手表。

我和阿猫都很不争气，中考就被刷下来，两人一同回到了生产队干活。这时，国产的上海牌机械表，已开始出现在县供销社的柜台里了，但几乎只是个陈列品。一块手表六十多块钱，且凭票供应，大家连口都糊不住，哪有钱买表呢？

山沟里既无表、也无钟，靠观察日影推测时间。每天的作息，都是生产队长说了算。天蒙蒙亮，他就吹哨子叫人们下地干活。太阳挂上村口那株古枫树的树梢，即吃早饭。吃罢早饭又下地。看着影子变粗变短，被踩在脚下，稍稍西斜，即吃午饭了。阴雨天就麻烦，只能凭感觉，每天三餐饭，不是吃早了就是吃晚了，老队长没少挨骂。

大集体干活只是呆在地里的时间长，磨磨蹭蹭的。挖不了几锄，就将锄头把横搁起来当凳子，嘻嘻哈哈地讲些荤笑话。闲着无聊，我和阿猫又画着表玩，即兴在地面上画，有时也带上钢笔画在手腕上。工多艺细，越画越精。老队长感叹不已: 唉，如果是真手表几好哟，不用我每天望着日头了。

几年后，阿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爹在县委招待所，弄来一张“手表券”，当即卖掉一头猪。那时严重缺粮，更无猪饲料，尽用糠和草喂猪，猪长得很慢很慢，辛辛苦苦喂养了一年多的猪，才120多斤，刚夠买一块上海牌手表。

有了手表，阿猫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他老把衣袖挽得高高的，有事没事都抬起手腕看表。也有了话语权，能准确地把控作息时间。他总喜欢把时间精确到秒，如：“10点21分零3秒，该日间休息了。”“12点11分9秒，吃午饭的时候了。”手表是富有和高贵的标志，得到许多女孩子的青睐。几月后他就娶了媳妇。

因为太穷，阿猫的娃娃可以打酱油了，我还是光棍一条。忽一天，经人撮合，我要去一个很偏远的山沟里相亲。阿猫把手表及的确良衬衫、蓝棉绸裤都借给了我，我装扮一新，走向那个深山丛林中的山沟。果然凑效，那女孩即羞羞答答地点头应允。

老婆过门后，大呼上当：骗子！

我笑道：“你怎么这样不过脑子呢？每天工值才几毛钱，不吃不喝累死累活也要半年才能买块表。即便有钱也白搭，哪去弄‘手表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