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饱”与“吃不下”

颜家连

人们在茶余饭后聊天时，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喂！你今天吃什么菜？”“唉！这还用问吗？天天是过年（鱼肉）啰！”

“天天是过年。”话虽一句，可它的含意却很深远。现在大多数人家的餐桌上，鱼、肉成了家常菜。有时因鱼、肉吃厌了，吃腻了，不来点时兴菜，调调口味和胃口，饭就难以下咽，常常出现“吃不下”的念头。

“吃不饱”与“吃不下”的情景，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反映着改革开放前后两种生活的天壤之别。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百姓的生活几乎被各种“票证”套牢， “票证”成了“第二货币”，那时粮、油、棉、布，肉、蛋、煤油、副食，香烟、手表、缝纫机、单车、毛线等好几十种商品均需凭“票”供应。

“票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力落后，物资供应与人口日益增长和人们需求日益增大的矛盾就日益凸现。那时你想在外面国营餐馆（当时无私人饭店）就餐，有钱还得凭粮票。这样就由不得你总想在外面“奢侈”——大吃大喝，想“腐败”也腐败不起来。假如你到北京或上海等外地的大城市出差，还得揣上全国粮票。此时的全国粮票几乎形同于“硬通货”。不然，身处异地可谓是“寸步难行”。此外，有了有限的“票证”，还需排队购买。比如有—次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怀揣“肉票”去肉食站买肉，一大清早就得去排队。熟悉的朋友悄悄告诉我：如果不找个肉食站里熟人的“关系”，排队到最后还不一定能买上肉呢！

计划经济的年代，票证通行天下，缺票几乎很难生活。无论何时何地，票证示人就是硬道理。普通百姓攥着有限的票证，算计着，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可以说，涵盖面广泛的票证影响着几代人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市场全面放开，经济从此快速发展，商品供应变得越来越充裕，各种票证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我们只要掏钱，啥都买得到。然而，每当我们说起当年的票证生活，年轻的一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想象。

在这里说说亲身经历的三个小片断，以此显示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生活的天壤之别：

片断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生产大队任信用社会计，经常与困难户打交道。有不少农民为了给孩子们过年时尝点鱼腥、荤味，不得不硬着头皮到信用社借上三五块钱的高利息贷款，度过孩子们盼望已久的“年”。俗话说：“大人望插田，小孩盼过年”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有一段经历使我至今想起还难以忘怀。那是1964年农历大年三十日，我与大队秘书通过“走后门”“拉关系”，经大队管财贸的副书记批准，每人在信用社借了5元钱。尔后我买了一斤小河鱼，凭票砍了一斤肉，和年迈的母亲、幼小的妹妹正吃着年饭，忽然，从大门外闯进来一衣着破烂、情绪十分激动的老汉。他二话没说，坐在我旁边，端起碗便吃了起来。他见我热情地夹菜给他吃，气消了许多。事后我才知道：为了这个年，他找过大队管财贸的领导，结果不仅没借到钱，反而挨了一顿批。他哽咽道：“别说办年货，我连盐都没买足，这年咋过？”出于同情，我从花剩下的3元多钱中抽出2元给了他。他出门时流着泪对我说：“我会晓得报恩的。钱，我会还你的。”这件事虽然过去数十年了，可它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片断二。1968年3月初，我穿上了当时青年人非常羨慕的“草绿色军装”，当上了人民解放军。记得离家的那天吃早饭，母亲一改过去早餐喝稀饭的惯例，特意为我蒸了4两米（16两1斤的老秤）一碗的两份糙米饭。母亲是想让我离家之前吃顿饱饭。我含着眼泪只吃了一份，剩下的另一份瞒着母亲藏在另一只锅内，留给年幼的妹妹吃。每当想到此幕，我的两眼总是湿漉漉的。可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啊！

片断三。1977年，部队派我参加河北省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刚进省委大院，一条巨大横幅就映入我的眼帘：“刘子厚（当时的省委书记），厚子刘，为什么给我二两油（凭票）！”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大爷对我说：“咱老百姓连一两油也没供应，你们还嫌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哇！”那时吃国家粮的职工每人每月可供应二两油指标。就为这二两油和每月供应的二十多斤商品粮，老百姓都羡慕极了。可见当时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现在许多人得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三高”“富贵病”，那时很少听人说过，而见得最多的是“浮肿病”。

我们那一代人，对各种“票证”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忘不了那段“吃不饱”的漫长岁月，也更能珍惜当今“吃不下”的甜蜜生活。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过苦涩，我们要更加珍惜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