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版《救亡日报》：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战斗号角

发行于1940年6月25日的《救亡日报》，现藏于浙江省杭州市夏衍旧居内。

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在广州复刊。广州失守后，夏衍带领报社同仁经三水、肇庆、柳州，11月到达桂林。

当时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云集了大量文化人士，并建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桂林的文化抗战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克服了经费不足、战乱影响等重重困难后，《救亡日报》于1939年1月10日正式在桂林复刊。

夏衍为办好《救亡日报》呕心沥血，做了许多工作。复刊前，他为筹措办报经费四处奔波，曾在1938年12月赴香港，通过廖承志从华侨抗战捐款中获得了1500元港币的经费。为减少外部掣肘，夏衍于1939年末再次赴香港，买来一副铜模，筹建了《救亡日报》自己的印刷厂——建国印刷厂，后又建立起自己的出版社——南方出版社，使得《救亡日报》开启了新阶段。

在夏衍的领导下，《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团结一致，不拿薪水稿费，想尽办法开源节流，节约办报成本。他们改善报纸版面，创新发行方式，组织义卖，刊发合订本，提升办报水平。随着报社的发展，人员力量也不断得到充实，孙师毅、廖沫沙等知名文化工作者加入了办报队伍。夏衍是《救亡日报》社论的主要执笔人，他的文章选题广泛、见解独到，文字简洁生动，写作风格自成一体，很受读者欢迎。《救亡日报》逐步进行改革，获得了进步文化界人士的支持，销量不断增加，发行范围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川、香港和南洋一带，影响遍及海内外。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要求全国报纸必须刊登新四军“叛变”的通讯稿。为应付审查，《救亡日报》先把稿子放在头版头条送审，送审完毕后，再秘密把通讯稿撤换。该事件也成了《救亡日报》停刊的导火索，1941年2月28日，这份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信心、推动了桂林进步文化运动的报纸被迫停刊。

从上海到广州再到桂林，《救亡日报》办办停停，数度起落。夏衍在《追忆〈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一文中，曾这样写：“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们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来源：学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