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先生”

大先生。 制图/左骏

陈桂珍

那年放寒假第一天，我去找同学玩儿，傍晚时下了大雪，冒着雪一路奔跑回家，一进家门就呆住了。

他正从院子里往外走，我的母亲连声道着谢送出来。他挥挥手说：“留步，留步。”

我又慌又窘，局促地躬身低声道：“老师。”

他看看我，又挥挥手：“快进去快进去，看，一头雪。”

他辞谢了母亲，在暮色中走远了，地上留下深一脚浅一脚的一串雪窝。

我才知道，老师是来家访了。

“你老师可真好。”母亲感叹着，又反复叮咛我，“你可得好好学，对得起老师。”

他是我们那所中学资历最深，教学水平公认最高的老师；他常年带初三毕业班，是语文学科的权威；他教过我姐姐，我哥哥，教过我，是我们兄妹三人的恩师。

老师家访带给的动力让我突然开窍，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毕业考试，我的语文考了109分（满分120分），全市第一。这个成绩，让一向谦逊低调的他骄傲了很多年。他曾多次以我为榜样激励此后一届届学生，言谈话语间满满的自豪。

他有一个绝活——“刻钢板”。所谓刻钢板，就是垫着钢板在蜡纸上刻出字来。刻钢板是个技术活，用劲儿大了，蜡纸会被戳破。劲小了，剔除不净蜡层，油印出来的字迹会模糊不清。他刻钢板格外精心，一笔一划，横平竖直，用力均匀，无一处涂抹。经他的手刻印蜡纸油印出的试卷，字体如印刷体般方方正正，清晰美观。我们曾拿着他刻印的字和课本比较，竟然几可乱真，令我们大为佩服。

一次晚自习，我们放学了，他还伏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我去交作业，看到他正在刻钢板。天极冷，我的手缩在衣袖里都要冻僵了，不知道他枯瘦的手指按压在冰凉的钢板上怎么能受得了。刻印的字体小，划痕又是白色，他趴在昏黄的灯光下，吃力地辨认，一页刻下来，只怕眼都要花了吧。

我回教室拿了书包回家，隔着窗户看到他把铁笔换到左手，舒活舒活手指，揉了揉眼睛，又伏下身接着刻印起来。这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后来我做试卷格外珍惜，像他一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书写，以对得起他的字，不辜负了他的心。

毕业后，我和姐姐去看望过他一次。那是大年初一，姐姐带着我步行七八里地，去给他拜年。见到我们姊妹两人，他非常高兴，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然后踮起脚，从书架顶上够下一个小木箱，又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一把钥匙，小心地打开木箱，取出两个苹果，递到我和姐姐手里：“来，一人一个。”

苹果有拳头大小，因为放的时间长了，已经皱皱巴巴，但香甜的味道极其浓郁。当时的农村，物资极度匮乏，在大冬天能吃上苹果真是极其奢侈。我和姐姐连连摆手：“不不，谢谢老师。”

“吃吧！”他说，慈爱的语气里有他一贯的威严，让我们不能拒绝。

姐姐看看我，我看看姐姐，我们不约而同地啃了一口，然后睁大了眼睛，异口同声地说：“真好吃！”

他就笑了：“这种苹果叫红富士，是烟台特产，咱们这没有。”

后来很久很久，我都觉得，在老师家吃到的红富士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再后来，我们听说，当时他正在病中，他珍藏着的苹果，是他教的第一届学生看望他时带去的。

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礼物，给了我们。

每次想起他，最先浮现在眼前的是他那一头亮白的银发，其实他那时并不老，也不过四十五六岁。他是我见过的最一丝不苟的人。秋冬时节他喜欢穿一件长及膝盖的黑色呢子大衣，大衣剪裁得体，熨烫得没有一丝皱褶。他面容清癯，身形瘦削，穿上黑色大衣，极其清俊儒雅。尽管那时教师地位极低，甚至常常被人唤作“臭老九”，但是，他极珍惜自己的身份，从穿衣着装、一言一行间都默默践行着“师严道尊，行为世范”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我在他办公桌笔记本封皮上见过，他写在了纸上，更是刻在了心上。

读民国时期陈寅恪、蔡元培等“大先生”的故事，我常常会想起他。经师易遇，人师难求，此生有幸，永为他的学生；此生有幸，承他衣钵，如他一般躬耕杏坛，育桃李芬芳。

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