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盛芳：渌江桥就是我的命

张文祥

陈盛芳，字茂兰，1874年生于醴陵白兔潭黄甲村，后迁浦口河泉。年少即聪敏善思，但家境贫寒，只能从父兄学砌工。他善于吸取他人所长，总结经验，因此技术日精。

1896年，陈盛芳经人推荐去安源矿务局做工。当时安源煤矿建造高近20丈的烟囱，多人承建皆以失败告终。陈盛芳吸取他人失败教训，改进施工方法，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次便建成功，受到矿务局总办张韶甄、德籍工程师赖伦赏识。此后，路矿所需厂房、烟囱，均由陈盛芳承包建造。他也名满湘赣两省，所得甚厚，终成一方富绅。

陈盛芳发修桥之宏愿，始于少年时的一次进城。那天，他帮父亲拉车运盐，到了渌江木桥边，正要拉车上去，守桥人拦住去路：“运货车辆一律要抬着才许过去，这是规矩。要不就请人帮忙，要不就去西门坐渡船。”陈盛芳父亲知道，这并不是单单为难他。因为此乃木桥，铁质车轮的碾压势必缩短桥之寿命，为长久计，这规矩得立。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转去几里之外坐渡船了。这一经历，使年幼的陈盛芳大为震动，发誓一定要修一座可供车辆通行的大石桥。

1919年，北军从醴陵败退，纵火烧城的同时，在渌江桥面挖坑数十，中间塞以棉絮，复以煤油浇灌烧之，桥瞬间化为灰烬，南北相通又复艰难。几年的军阀混战，醴陵凋敝不堪。直到1924年，干戈才稍微平息，民生得以安稳。陈盛芳目睹市民南北出入不便，觉得此时修桥正是最好时机。时醴陵人傅熊湘任省署秘书来醴公干，也有此意。于是推傅熊湘为主修，制定建桥工程规划，陈盛芳任工程经理，组织施工，指挥监督，陈碧沅为工程师，负责技术支持。

陈盛芳自己首先捐银洋3.4万，田租250石，并向全县发出捐资修桥倡议书。由于其素有善名，威望颇高，仅一月之内，便筹得20余万元。此后一年间，无论酷暑严寒，陈盛芳皆巡于渌江两岸，殚精竭虑，莫敢松懈。所有麻石皆取自长沙丁字湾，每一块都经过精心劈凿打磨，形状特殊的，皆进行编码。陈盛芳的名字响彻渌江两岸以及湘东赣西，每一条从渌江进入醴陵的航船都心悦诚服，义务捎运一块石料带到工地，如此大工程，石料一项竟未花分文运资。全县人民通力合作，大桥终于在1925年11月15日竣工，桥面凿出专用车槽，供所有车辆通行。

大桥竣工次年，醴陵遇特大洪水，市街成了河道，房屋冲倒了八九百间，三丈多高的桥拱瓮顶离水面只有二三尺的距离，渌江新石桥迎来第一次大考验。陈盛芳一整天立于桥上，对来劝他回去的人决然吼道：“我陈盛芳要与大桥共存亡，桥若垮，死了算！”结果，大桥安然无恙。

1944年夏，日军准备进攻醴陵。国民党军作出要炸毁沿线所有桥梁的决定，渌江桥自然也在其列。陈盛芳闻听消息，极其愤怒，决定独闯国民党58军军部。家人慌忙拦住，陈盛芳怒斥道：“渌江桥就是我的命！一县人的心血建造，多么不容易，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来，就要自己炸毁它，我能对得起谁！你们莫拦我，有什么三灾八难，也是死了算！”

陈盛芳见了军长鲁道源，毫无怯意，仅用一句话就让鲁改变了强硬态度：“我虽老迈小民，却也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炸桥能阻挡日军，我无二话。你一声令下，桥我亲自来炸，大不了以后再修。”说得鲁军长羞愧不已，深知其说得有理。马上电请上峰，收回了命令。渌江桥再一次得以保存。

1946年12月12日，陈盛芳病逝，葬于西山，归葬之日，万人空巷。

近百年的风雨中，渌江桥颜色依旧，它已经成了醴陵的地标。而陈盛芳则成了醴陵人精神的象征。

据“史志株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