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株桥
株洲桥梁厂最初的厂房原貌
邓国平
我又回到了株洲桥梁厂。工厂的面貌依稀可辨，似跟几十年前变化不大。我仍在厂办，在潘良深主任的指导下工作，罗坚生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都一一浮现眼前。心里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却又不免惊奇，蒙眬中觉得自己调离了这个厂，怎么又回来了？
正纠结时，却忽的醒了过来，定睛望望四周，方明白是南柯一梦。
梦是醒了，思绪却久久飘荡在那逝去的时光里。
厂区点滴
株洲桥梁厂，全称是“铁道部株洲桥梁工厂”，简称株桥，是铁道部三大钢筋混凝土桥梁厂之一，建于1958年。此前，全国只有一个钢筋混凝土桥梁厂，即丰台桥梁厂，远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铁路建设需要，于是铁道部相继在湖南株洲和贵州都匀增建了两个厂，分别担当我国北方、南方、西南铁路建设需要的物料生产任务。
株桥坐落在石峰山与杉木塘之间的山坳里，有桥梁、轨枕、电杆、扣件四个产品生产车间，分别称为一、二、七、八车间。与产品生产相配套的有运输车间、维修服务车间、建筑车间，分别称作三、四、六车间。此外，厂外的湘江边上还有一个专门生产砂石辅料的五车间，职工们一般以“江边”代称。一条铁路经株洲洗煤厂延伸至株桥，然后岔成十来股铁道伸向厂内各车间和“江边”。站在石峰山上，可以俯瞰工厂全貌，高大宽敞的厂房，高高耸立的水泥罐，时时吐着烟雾的锅炉房烟囱，储备在库位或待发或正在进行张拉（混凝土预制桥梁最后一道工艺）的一排排桥梁，以及正在砂石库、成品库上空穿梭作业的天车，景象蔚为壮观。
工厂配套设置有两个生活区，食堂、澡堂、商店、职工医院、工人俱乐部、职工子弟学校等一应俱全。一生活区紧邻厂区，地势高低错落，时有上下坡之不便，也显得拥挤，但上下班却十分便利。二生活区离厂区较远，但地势平坦开阔，主要是家庭住宅，也有一栋五层楼的单身宿舍，刚进厂的时候，我就分住在这栋宿舍。那时，到食堂就餐的餐具都是自备的，工厂没有接送工人上下班的车辆，也没有方便搭乘的公交车，我们天天拿着一个搪瓷盆子或者铝制的饭盒子奔走于厂区和生活区之间，实在显得有些窘迫。好在因长期倒班的关系不久即被调整住到了一生活区，尽管是五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宿舍，也足以令人欣喜。
工厂共有3000多职工，相当一部分是说着普通话的北方人，他们多是建厂时从丰台桥梁厂携家带口调过来的，很多都是工厂干部或者技术骨干，很是受人钦羡和尊重。更多的是1958年、1964年两次在湖南招收的人员，分别来自湘西、衡阳、祁东、株洲、湘潭等地，其中来自湘西的有不少系苗族、土家族同胞，这些老师傅特别真诚、踏实，我们亦十分敬重。再就是我们这批人了，即1969—1970年期间招收的人员，大约有300余人，都是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以后还相继从农村接收了一些复员军人，他们大都在入厂前已在农村成家，带来部队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承受着特别的艰难——把家室丟在农村，难免心挂两头。
从普工到学徒
我们进厂时，大概是因为新上马的扣件车间尚不具备开工条件，并不急需人力，便组织我们办了两个多月的学习班，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当时正逢工厂从外地调入一批木材，木材是走水路通过湘江到达“江边”的。我们的劳动主要是配合火车把木材运到厂内，包括从江边搬到岸上以及装车、卸车。木材都是整棵的大杉木，长期经水浸泡，十分沉重，我们这些刚刚从农村来的伢子还沉浸在被招工的喜悦之中，丝毫没有畏难之意，一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学习班结束后，我和几名汨罗老乡被定为锅炉工——这是普工，无须学徒期——可实际上岗却是在运输车间的蒸汽机车上担任机车司炉。一年后，其他人迎来了定级，工资由一级升为二级；而我们迎来的是锅炉工改职为机车司炉，履行学徒期，工资由一级降成了学徒工资。经过在机车上一年的工作，我们已经基本适应，也无从表达异议，便安心在这一岗位学习和操练，这一待便是九年。
九年中我努力工作，实际感受了我为祖国建设增砖添瓦的豪迈。那时，我站在机车上，看到自己参与操纵的机车，将一片片桥梁或者一车车轨枕编组成专列，即将运往祖国铁路建设的前线时，总有一种亲身参与祖国建设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甚至不由自主地哼唱着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好似自己就是这歌中的主人公一般。
九年中我们尊师重友，团结互助，收获了特别的友谊和真情。那时，我们是新工人，对老工人极为尊重，尤其是对那些司机、司机长格外钦佩，他们不仅是长者，而且是技术上的权威和老师。师傅们不仅教我们技术，也关心我们的生活。犹记得陈云汉大车（大车是铁路上专门对司机的称呼）多次邀我到他家做客，一家人都十分热情。那时，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叫祥辉，约莫四五岁，小儿子刚出生几个月，还没取名字，陈师傅征求我的意见。我喜欢阳光正义之词，便脱口而出：“叫祥毅可以吗？”后来陈师傅果然为儿子采用了这一名字。如今，祥辉、祥毅兄弟也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了，你们都好吗？父母亲身体还健康吗？
还有从株洲机务段调来的梁鸿印师傅，是我们那里少有的在干线上驾驶过机车的司机。记得他总是在上衣口袋里放着一块怀表，一根连接怀表的链条别在胸前，手里攥着个检点锤，一看就是一名“老铁路”。梁师傅比我们年长不过十岁，总愿意我们叫他“梁哥”，跟他一起换闸瓦、到他家吃饺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却眨眼已过了半个世纪，也不知他现在可还康健，算算，也是八十出外的人了。
还有蒋洪学、谭世荣、毛凤麟、张凤鸣、张健中、陈柏林、贺国怀、吴全贵等一众师傅们，都曾悉心指教和热情关心过我，你们都还好吗？
还有，我们一道进厂又同在机车工段工作的徐子谦、李慧仁、何继红、何艳秋、冯正德、刘丰胜、刘松劲、张冬生等一众好友，我们同在一起上班，同住一栋宿舍，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依相伴十余年（我调离机车工段后仍住原宿舍），连亲兄弟都难以如此，这情谊多么值得回味和珍视啊！你们都好吗？
新的征程
1976年10月，霹雳一声震天响，打倒了“四人帮”，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当时工厂设有一所工人大学，简称“厂工大”，靠推荐入学，因我入厂不久，恐难入法眼，也就不曾对去工大学习有过念想。1978年5月，工大拟招收新一届学员，决定采取考试的方式在全厂公开招录、择优录取，我便跃跃欲试地报了名。
工厂人才济济，那次报考的大都是高中毕业生，我没抱太大希望，恰巧考试后是我的轮休时间，便和往常一样回汨罗了。休完假，我和往常一样乘47次列车回到株洲，到达宿舍时已近凌晨1点，室友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你考取了工大，考了第一名，榜单就贴在食堂门口。我顿时懵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已疲惫的身子突然兴奋起来，一骨碌跑到食堂门口，把那红色的榜单看了一遍又一遍。
就这样，我突如其来地结束了机车班的生活，进入工大学习，跨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工大的校长由副厂长彭福久兼任，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校长刘存智同志。刘校长理论水平相当高，大家戏称其为“刘克思”。此时的刘校长深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观念的影响，决心要在自己主持工大工作期间为工厂培养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力主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学员就是他的首要措施。他千方百计网罗师资、积极争取改善教学条件、鼓励学员专注学习，方方面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尤使我感动的是，他不顾当时盛行的论资排辈的观念，仅凭招生考试的成绩，便指定我这个无名小辈担任班长。
领导开明，师资力量也不容小觑，比如学贯中西、下放我厂的铁道部某研究所老研究员郭成举教授，比如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任大凡老师、西安交大毕业的工程师张老师、武大毕业的工程师邵美伦老师，还由专门从四川调入的在电子方面有特别造诣的胡光肃老师……这些老师无一不是老牌大学生，学术功底扎实，而且个个都有诲人不倦的热心。在他们的培养下，我进步很大，可以说是受益终生。
在工大学习的三年，同学们个个爱学习，重情谊，大家心无旁骛、互不戒备，学习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二十余人的班级十分融洽，同学们既是同窗苦读的学友，也似患难与共的兄弟。
经过三年的学习，我们顺利结束了学业。我被工厂提干，先是担任电大班辅导员，不久即调任厂部办公室秘书，开始接受新的历练。
人生有时总是无奈的。1982年12月，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调离了株桥。那时，组织部长是不希望我调走的，我自己也心存愧色，只是家庭实有困难，加之恰逢有汨罗银行调干的机遇，我被迫让妻子携儿带女来到工厂，将一幅儿幼母苦的不堪景象直接呈现在厂长眼前，欲以此博得厂长的怜悯而被允许。果然奏效，我的家庭困难得到了罗坚生厂长的同情，他成全了我。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无奈地、匆匆地、永远地离开了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