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一厂矿子弟的 私人回忆

收录机、塑料花、绿墙漆， 上世纪八十年代企业职工家庭的标配

汤星宇

“星别，下来玩！”清脆的童声呼唤小名，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号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院子里除了苏式红砖房，就只有我们家住的那栋五层楼鹤立鸡群——因为父母都是国企工人，我们家因为工龄总数大的优势，幸运地分到了这栋楼梯小高层中的一套。住在一起的厂矿子弟们，天然地疯在了一起。

除了打弹子、拍纸片、跳皮筋，在地上画格子猜拳抢地盘，我们这些野孩子还喜欢爬山抓各种虫子，有的虫子被玩死了，有的则烤了后进了嘴巴。孩子们绝大多数的娱乐活动都是低成本的，大人们则不然，歌舞厅算是当时的高档消费场所，每次两毛到五毛，老爸喜欢穿白衬衣别着钢笔去跳交谊舞，老妈则喜欢去抓他回来。

幼时是感觉不到时光飞逝的，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末，电游室开始出现了，五彩斑斓的画面一下子就吸引到小朋友，一元十个币，小孩子们也只有少数几个玩得起，于是经常一个人玩，十几个人围观，小小的电游室能挤上近百人，偶尔还能见到父母拿着竹扫帚做的“管教神器”来寻娃，闹得鸡飞狗跳。厂子里有福利，除了自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还能安排职工每年出去疗养，于是从没出过远门的我头次坐上火车和父母去了北京。这下好了，来自小城市的儿童开了眼界，第一次在雄伟的故宫里骑铜狮子被大妈罚了款，第一次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合影，第一次进肯德基吃了“西餐”，还亲眼看见几（“很”的意思，株洲方言发音）漂亮的餐具全被扔到了垃圾桶，我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留着带回株洲，他们很认真地告诉我，塑料餐具有毒，用一次后要融掉做脸盆的。出去一趟开了眼界，骄傲感在我回来后给同楼门小朋友的吹牛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家附近有个青少年宫，有好多小朋友在学武术打拳，超级威风。刚上小学的我缠着妈妈也要去，妈妈去问了培训价格回来劝我，已经在学校报了书法班了，能不能不玩这个。我哭闹着坚持要。和大多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他们给我报了名。后来我知道，武术班一个月培训费要48元，书法班要20元，小学学费一学期也要三十几块。她的工资刚从80年代初的一个月30多块涨到80年代末的90块，于是她和父亲都申请增加晚班，多赚一些计件工资。随后几个月，我在晚上就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陪伴了……

记忆中，那时候父母们的穿着都差不多，蓝色工作服，有的还戴上蓝色工作帽和白口罩，工厂一下班就乌泱泱一大群人涌出来，分不清谁是谁，骑自行车是最牛的存在，那声“让让，小心自行车”必须用骄傲的口气喊出来。作为兵工厂下属的国营冰箱厂，厂里有大量南下干部、专家和工人，受过教育的居多，国企职工普遍比周围的近郊居民过得要好。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厂里正式职工家家户户都有冰箱、电视和收音机，逢年过节，鱼、米、油都有得发，每家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房，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厂矿圈子。

或许是美好的东西大多不持久。十多年后，老国企经不住市场的冲击濒临倒闭，厂里有技术、有本事的职工大多南下广东闯世界了。厂里靠着马路建起临街门面出租来养活工人，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用江河日下来形容。直到大约2000年后，大多数熬到退休年龄或者内退年龄的，就靠着不高的退休金天天混在麻将桌上，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如今，厂子的原址上建起了大型楼盘，雄伟漂亮，但每次经过我就感觉被一根针扎进血管里——虽然明知道转型发展过程中，经历阵痛是难免的，就像有些病要打针，但你亲身体验并不时被唤起打针的记忆，绝对是不愉快的。

如今，人到中年的我偶尔会带着父母吃顿肯德基，他们念叨最多的还是“贵，浪费钱”，外加几句“牙齿咬不动了，下次不来了”之类的话。带小孩逛曾经的青少年宫、如今的百货商场时，看到很多小朋友穿着洁白的跆拳道服很威风，儿子盯着看，我很善解人意地问：“怎么，想学么？”他说想，我说那就报个班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可谓“一穷二白”。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建立了全面而先进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与此同时，株洲这座城市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创造出一批批硬核产品的制造名城。

株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沧桑巨变的一个鲜活缩影、一个生动注脚。一个个大型国有企业，不仅是那段辉煌岁月的见证者，更成为我父母那一代百万产业工人的集体记忆。在强大政府的引领下，他们像一支支集团军，以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夯实了工业强国的基础。

当我写完上面这些文字，从电脑跟前站起，我仿佛看到我们的无数先贤、无数普通人在炮火中、在天灾中爬起来，相互扶携，向遥远的山峰攀爬，那里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河水激流飞奔，风从历史中吹来，里面有声音在说：“那里，有我们民族本该有的位置，那里，是中国要登上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