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公司 南方摩托

曾经风靡一时的南方125型摩托

刘文清

究竟是先知道南方公司还是先知道南方摩托，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因为那个时候，南方摩托已经风靡大江南北，几乎无人不知。

我与南方公司结缘，是因为叔叔退役后分配在南方公司工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要从老家到长沙求学，便从郴州坐绿皮火车提前几天来到株洲。凌晨三点多在火车站下车，跟着茂生，迷迷糊糊地就上了4路公共汽车，车子在黑暗中颠簸了个把小时，上坡下坡、城市乡村，最后到达了一个山沟沟里。房屋的四周都是山，黑黢黢的剪影，茂生说这就是南方公司了——茂生与我同村，年长我几岁，父亲在南方公司工作，属于半边户，他时不时过来看望父亲，轻车熟路——这是我与南方公司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南方公司全称为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是我国中小航空发动机和摩托车科研、生产基地，前身是株洲兵工厂，创建于1950年1月，次年更名为“株洲三三一厂”。摩托车并不是南方公司的主打产品，作为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军工用品，摩托车只是附带生产的民用产品。我不会开车，也不是摩托车迷，只晓得南方公司生产的南方125型在当时几乎无人不知。据在公司工作的叔叔婶婶和堂弟说，那时候，销售商在公司等十天半个月还不一定能拿到货。1991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南方125型被指定为唯一专用摩托车，出尽了风头。说起这届亚运会，因为时间久远，或许已被人遗忘，但是这届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却留在了一代人的心中。此后，南方摩托还在在全国七运会、八运会等大型体育运动会上作了精彩表演。南方摩托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南方摩托的畅销，也带动了周边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环绕公司的原郊区建宁乡、曲尺乡、五里墩乡的农兴桥村、南华村、朱田铺村、道田村、五里墩村等农村，依托南方摩托的产品优势，纷纷办起了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家庭手工作坊，除发动机之外的摩托车所有的零配件，都可以在这些企业生产。南方公司周边的这些农民，半工半农，有的田地、房屋被公司征用、拆除，极大地增加了收入，率先迈入万元户行列。

假若没有记错，南方公司的第一任厂长应该是吴运铎。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他是人民军队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开拓者，为了研发枪弹，手指和腿被炸断，眼睛被炸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吴运铎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鼓舞了一代代青年人。

南方公司所在地董家塅的这个“塅”字也很有特色。在我老家湘南山区，人们压根不知“塅”为何物，也从未见过以“塅”字命名的地儿。九十年代初使用大肚子的286电脑，都无法打出这个字来，只好先将“段”字打印在纸上，然后再用手写上“土”字旁。而在湘南以北三、四百公里之外的株洲市，名字中有塅的地方不少，但知名度最高的非董家塅莫属。为啥呢？因为这里有家大企业叫南方公司，因为南方公司生产的南方摩托……真是把“老子英雄儿好汉”“母凭子贵”这两个词语诠释得淋漓尽致。

暑假寄住在叔叔家等待开学的我无所事事，有的是时间和体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骑着婶婶的破自行车，经过煤店，上大坡到幸福村；经过总部大操坪到建国村、凤凰山脚，到南方中学、职工大学，过桥到医院，再往南到达608所。一个刚刚走出中学校门、平生没有出过县城的农村娃，来到这大工厂，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稀罕。骑行还不到半圈，就感觉厂区面积比我老家一个乡的管辖面积不得小。厂里有小学、中学、技校，还有职工大学，有百货商场、俱乐部、医院、菜市场……农村没有的这里有，城市有的这里不缺，一个人从出生、求学、工作、退休直至离世，都可以在厂区内解决。我骑行路过一分厂时，正逢下班时间，只见数以千计的自行车从厂门口蜂拥而出，骑车人清一色工装，不辨男女，你想要在这车流中找到一个熟悉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这种场面，我只有N年后送孩子上大学时在广西南宁街头见识的小电驴潮可与之相比。

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你说这是农村吗，它却无田地可种；你说是城市吗，它却到处都是“村”：解放村、团结村、建国村、新华村、幸福村、中华一村、中华二村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令人惊掉下巴的是，不管是总厂抑或是分厂，厂门口都有解放军（后来才知道是武警）持枪站岗，神圣不可侵犯。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昭示着南方公司的重要性。

还让我好奇的是，那些极具异域特色的红楼。这些数量不少的两层或三层的仿苏建筑，里面住着援厂的苏联专家，后来成为厂里单身职工宿舍，说是冬暖夏凉，人走在木楼板上咚咚作响。公司总部边上的大块空地，明明就是运动场，偏偏叫它为大操坪，无论白天晚上，总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除了南方摩托，南方公司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人和一件事。这个人就是萧芸，其时40多岁的年纪，先在南华幼儿园工作，后来调到南方公司劳服公司工会。萧芸虽是一介女流，却并不简单，胆子很大——萧芸年轻时响应“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在湘潭县一个叫老虎岩的偏远乡村当知青，后来招工进城，进入公司工作——就是她，上书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请求把知青下放的年份算作工龄，几经辗转，终于得到中央重视并给予批准，为几千万知青做了一件大好事。此事也在公司产生轰动，萧芸一下成了风云人物。

所谓“一件事”，也是冥冥之中命中的一种巧合吧。正是因为这件事，促成了我与《株洲日报》几十年的缘分和情谊。大学毕业的那年七月，在个人英雄主义的促使下，我一个人去了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市采风，把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散文《到凭祥去》。当时寄居在南方公司叔叔家的我，来到董家塅邮局（现南方宾馆马路对面）向当班的工作人员打听，如何给《株洲日报》投稿。他告诉我：你写《株洲日报》收就行了。我把稿件折叠好后装进信封，再贴上八毛钱邮票，投进了墨绿色的邮筒，怀揣着一颗上下不安的心离开邮局。两个月后，我在南区的一家企业上班了，某天叔叔突然给我送来《株洲日报》的一封邮件，里面有编辑老师的一封信，大意是告知我稿件收到了，同时通知我去参加报社组织举办的“大地”文学写作培训班。在一个月的培训时间里，我有幸聆听了报社聂鑫森、言和平、刘醒波、曾湘文、杨宏武等老师的讲座，如醍醐灌顶般，写作功底有了显著提高。打那后，我不断地给日报写新闻稿、散文和言论，多次被评为报社优秀通讯员。这其中，南方公司及董家塅邮电局无意间成了我与《株洲日报》的“介绍人”。

如今，虽然已不住在南方公司那个片区，但我偶尔还是会过去看看，在今昔对比中，追寻着前尘往事。可喜的是，记忆深处的“南方摩托”，在销声匿迹很长一段时间后，又重回了人们的视线。兼具智能时尚的新产品让人眼前一亮。果然，有摩托车的江湖，就有南方摩托的传说。希望南方摩托，能永远驰骋在株洲人的动力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