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寄宿生

谭光辉

1980年，攸县鸾山中学还有最后一届高中生。在招生比例极低、住宿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我不仅应届考上了初中，还幸运地成为了本部的一名寄宿生。

那时我只羡慕五种人：食宿无忧的教师子女；除了上课，吃住在家的走读学生；只寄早中餐，每天有新鲜的下饭菜的学生；只寄餐不在学校住宿的学生；顿顿热饭热菜，在食堂吃菜的学生。

我不是教师子女，也不住在学校附近，更没有在周边的兽医站、粮站、供销社、纸厂、银行、农技站等单位上班的亲戚，无法享受上述学生的优待。在食堂吃菜，虽然不是南瓜就是萝卜，不是白菜就是海带，不是猪血就是豆腐，且一个月只需四块五毛钱，但对于五毛钱可以花上一个学期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

走读学生有走读学生的优越，寄宿生也有寄宿生的滋味。

寄宿生的下饭菜多为炒豆子、干辣椒炒虾米鱼仔、霉豆腐，条件好的也有带腊肉腊鱼油豆腐的。

初中三年，感谢母亲每个礼拜变着花样给我准备下饭菜。我带得最多的菜是干辣椒炒虾米，一个礼拜一罐头瓶。1981年下半年，大姐家乔迁新居，我跟堂弟到她们家带过一次“冻”（各种剩菜混合熬制而成）。姑父是砖匠，带了好几个徒弟，过年过节，徒弟都要送礼，有时还帮人家做厨子，常常会攒些普通人家吃不到的猪肉。每年正月过后，小姑常让我礼拜天去改善生活。返校前，还会特意为我炒两罐头瓶腊肉。

寄宿生每人一个木箱，里面除了一身换洗衣服外，就是要吃一个礼拜的菜。睡下铺的，木箱用红砖或木板垫着放在床底下；睡上铺的干脆把木箱放在床上。每天晚自习下课，寝室里那微弱的灯光下，全是开箱吃菜的室友：他们或趴在床底下用头顶着箱盖，或坐在上铺打开箱盖，整个寝室弥漫着各种菜的味道。不用去看，就知道谁谁谁带的是什么菜。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计划着剩下的餐数，往往是先紧后松。要是计划不好，后面几餐只能靠着几颗豆子、半块盐蛋下饭了。

寄宿生菜品单一，一个礼拜就一种菜，吃得让人发腻，特别是那又苦又涩的咸鱼仔。有时候，几个玩得好的同学换着吃，也确实是一种享受。南源同学的酸菜炒春笋全是春天的味道，江冲同学的辣椒炒豆子香气袭人，琴陂小年家的腊鱼回味无穷，水晶岭新民家的竹鸡斑鸠最是难得。有一次，我在小舅家用麦乳精壶带了一大壶新鲜野猪肉，第二天早上吃就觉得味道不对了。中午，我央求几个同学帮忙解决。接下来几天，我只得轮着吃别人的了。有时，有同学的菜不幸变馊了，有同学的菜不幸被人偷吃了，只好到处借钱到合作社买那两毛钱一斤咸得人死的萝卜条来对付。

对每个寄宿生来说，最美的声音莫过于吃饭铃声。铃声响过，冲到最前面的仿佛是“饿麓山”下来的寄宿生。寄宿生最恨的是喜欢拖堂的老师，哪怕拖堂一秒钟，也会改变吃饭的进程；最想巴结的是负责值日的老师，哪怕是提前一秒钟进食堂，也会有满满的幸福感。

拥进食堂，挤近餐桌，筷子、叉子、调羹朝着同一个目标。一盆八块饭，手快的选中中间最大看上去也最干净的一块，手慢的只剩最小块。虽然食堂用划饭器分饭比席长分饭进步了许多，但也难免存在着些小误差。要知道，在那个正是长身体的黄金时代，多吃那么一丁点都是大赢家。八个人同班还好说，同时下课，再怎么也亏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编在混合席：几个班下课时间不统一，最后赶到的恐怕只有那惨不忍睹的一小块，负责洗盆的甚至还把它倒扣在饭桌上。

那时，食堂偶尔发生打架事件，不是争风吃醋，只因分饭吃了亏。直到后来食堂废除了大盆蒸饭，改用专人专盆，才减少了这方面的纠纷。

那时，几乎人人能吃。食堂把三两换成了四两后，还常有男生吃到最后，眼巴巴地望着窗口，等着难得的加餐机会。碰到有人请假未停餐时，其他几位就会毫不客气地平分那一份。我们总怀疑食堂蒸饭时米没下足量，常把问题反映到学校。学校组织学生会干部“监钵”：学生代表半夜三更到食堂监督工友称重淘米分盆上蒸笼，在我们自己称重淘洗的那盆上做好标记。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标记的那盆竟比没做记号的还少一些。

寄宿生住在老教室里，几十个人一间的上下铺。夏天蚊子多，冬天汗脚臭。冬天，起床铃后，各班要派人分热水洗脸，一人一水斗。周三不上晚自习，没回家带菜的常溜到隔壁纸厂看电视。

熄灯铃响过，老尹的哨子准时响起。大家轻轻地锁好箱子，蹑手蹑脚地爬上床，生怕弄出声响。不幸被老尹逮着，罚扫寝室事小，抓到主席台亮相可就尴尬了。

那时，你要是在鸾山寨小路上碰到一个用肥料袋子装着米，用塑料网袋装着罐头壶的，不用猜，准是像我这样的寄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