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的宝贵“遗产”

廖 培

在清理爷爷的遗物时，偶然发现几张泛黄的剪报和几本旧书。找人了解后才得知，曾经当村长的爷爷竟有过这些与清廉有关的故事，这也成为他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与村里的歪风作斗争

农民出身的爷爷虽不识字却为人正直、敢做敢说。正因如此，他被村民高票选为村长。

上世纪90年代的株洲县渌口村是富裕村，因赶上改革开放好时代，村办企业林立，临街门面众多。爷爷当选村长那年，村集体年收入有20多万元。

正是因为有钱，村委吃喝之风严重。公款吃喝还一定要配烟配酒，而且几乎每天都有镇政府和某些部门干部来吃，村干部也乐此不疲，因为“反正不是自己的钱，还有利于工作”。

爷爷看不惯这种行为，一生贫苦的他深知，钱挣得不易，要败却很快，而这些钱本该花在村民身上。

于是，爷爷在村里大会上宣布两条规定：村上报账他要签字，要说明用处；除了因公必要接待，他不陪吃陪喝。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子，所以吃喝照旧。但爷爷是认真的，从那时起，他一到饭点就回家吃饭，一些人想找他吃喝，可根本见不到人。

当照旧吃喝的人拿票据、条子去报账时，爷爷以“不是因具体公务，不是去解决村上事务”为由拒绝了，就连村书记也不例外。

不是因公、没有花在村民身上的钱，一分都不报销，爷爷认准这个死理。他的做法虽得罪了许多的人，却在一年多时间里为村集体省下近十万元开支，他用这笔钱为村里修路筑坡，把钱花在该用的地方。

村民的血汗钱一定要退

爷爷抓吃喝风，其实还为做一件“大事”。

当时渌口村有个村办瓷厂，是几百人三千、五千集资建起来的，集资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钱也是东拼西凑借的，只为靠瓷厂分红养家糊口。

瓷厂效益好的时候，一年为村集体带来几十万元收入，但厂里吃喝风同样严重，一年里吃请送礼就要花十来万元，而当时瓷厂一个工人的年收入才四千元。

花无百日红，瓷厂经营走下坡路，加之挥霍无度最终倒闭，无力退还数十万集资款，而村里并不想拿钱填这个窟窿。

当时的三、五千元对农民来说是一大笔钱，于是总有人提着茶油、鸡鸭找村干部想办法退钱，偶有人拿到钱，而绝大多数只得到“等等看”的信。

爷爷说这是村民的血汗钱，砸锅卖铁也要退。他上任后，花大力气厘清村集体营收、瓷厂负债情况，弄清了底数。之后一边抓村集体收入，一边抓吃喝风缩紧开支，两年时间，村账上总算有了足够的钱，于是告知集资人准备退钱。

听到这事，一些人提着东西往爷爷办公室跑、往家里送。爷爷却对大家说，凡是送礼的一律不退钱，不送礼就能拿到钱，并叮嘱家里人，不准收任何人的东西。众人莫名其妙，却见没送礼的人果真拿到了钱，这才信了爷爷的话。

十多年后，早已不是村长的爷爷去隔壁乡讨要种菜用的竹竿，有个农户看爷爷面熟，便问：“你是渌口村的老廖吧？当过村长。”

爷爷说是的，问他怎么会认识自己。

农户则紧握着爷爷的手说：“十几年前你给我退的瓷厂集资款啊！不记得了吗？今天你别走，我杀鸡宰鸭，你一定要在我家吃饭。”

说实话，爷爷确实不记得他，但他始终记得爷爷，记着这件事。而那顿饭，是爷爷因“村长”身份在村民家里吃的唯一一顿饭。

把村民的事当自己的事

爷爷的遗物中有张《湖南妇女报》的剪报，内容是关于村民更换户口簿、安门牌号该如何收费的官方答复。

当年，居民户口簿由手写登记改为印刷版，同时农村有了门牌编号，因此要换新户口簿、装门牌号。但面对相关费用，村民有的说不该收，有的说收得太高，还有的说有搭车收费情况。而派出所则说钱是按规定收的，却未说明是什么规定。

于是，换户口簿、安门牌号成了村里突出的矛盾。不换，村民迁户上户、投递报纸信件不方便；换，这些费用又不清不楚。

旁人看来，这十几块钱的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说村民现在不换、不安，随他们去，等他们感到办事不方便时，就会主动要求搞了。

可爷爷不这么看，他觉得钱虽不多，却加重了农民负担，如果真不该由村民出的钱，就算是一毛钱也不能掏。

爷爷较起了真，他四处了解规定，甚至打电话到省公安厅咨询。当得知1996年12月5日《湖南妇女报》曾刊载过类似问题的官方答复时，爷爷马不停蹄赶到县里邮政报刊订阅处询问情况，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一份当日的报纸，看到了相关内容。

满心欢喜的爷爷把报纸剪下来，写上“96.12.5日妇女报”字样，随身带着，成为他对不合理收费说“不”的“尚方宝剑”。

从那之后，派出所收费规范了。而遇到不理解的村民，爷爷也把这张剪报拿出来解释，做通思想工作，这种矛盾就再没发生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