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往事

刘文清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过年走亲戚对孩子而言，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红包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也是孩子们心甘情愿顶风冒雪淋雨踩泥泞早出晚归跟随大人去拜年的最大动力。

现在的过年发红包，城里的自不用说，五百元一千元两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眼睛都不眨一下，豪横得很。即便在农村，也是一百元起步了，几十块钱的一个红包，怕是都不敢拿出手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还没有完全实行联产承包制，经济不活跃，农村不富裕，农民更是捉襟见肘，能包个三毛五毛的红包都算是巨款了，一般人家是一毛两毛的一个红包。小孩子从亲戚手上接过红包时的那股兴奋劲、获得感，是现在的孩子所无从体会的。主家给孩子发一个红包，直把孩子高兴得忘乎所以，饭桌上吃了什么美味佳肴、与小伙伴们娱乐了什么项目，早成了浮云忘到九霄云外。把红包当成宝贝一样护着，生怕被人抢了去，晚上睡觉都要把这红包放在枕头下面。记得当时正在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毛钱的是灰色，图案是干部参加劳动；两毛的是绿色，图案是武汉长江大桥；五毛的是青色，图案是纺织女工。当时的一毛钱有多大的购买力呢？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一本练习册是二分钱，一支白糖冰棍是一分钱，一个肉包子是八分钱，一碗光头米粉是两毛钱，一斤猪肉是九毛钱。

当年人们刚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商品经济处于初发阶段，农村仍是自给自足，稻米是自己种植的，鸡鸭是自己喂养的，蔬菜多到吃不完可以喂猪，所有的这些都犯不着花钱去买。一旦真正需要用钱时，就会将自己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担到墟场上售卖，换得了人民币，再去供销社或是百货商店买回自己所需要的物什。农村家庭平时连人民币都很难见到，更说不上有存款了。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能见上一次人民币，就是一种奢望，哪里还敢想象自己手上何时能拥有一块两块钱？红包到手，一时间感觉自己成了土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的人民币我做主嘛。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现在还把百元大钞当成一块钱呢。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有时去姐姐那小住，姐姐花400元买了一张新床，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是花了四块钱，让人笑掉大牙，可见当时的一块钱对老母亲的影响那真是入脑入心了的。

去有的亲戚家拜年时，不知道亲戚是有心或是无意，在客人离开时绝口不提红包一事，也就更不会有给孩子打红包的行动了，往往让孩子们高兴而来，扫兴而归，抱怨甚至怨恨一整年。遇上这样的场合，有灵泛调皮的孩子就会再一次温馨提醒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东家只好乖乖掏出红包。如我这般腼腆斯文的孩子，又哪好意思开口向人要红包呢？就只好吃一次哑巴亏，当一回“英雄白跑路”，一颗幼小的心灵因此被弄得伤痕累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与姐妹几个去给姑妈拜年。侄儿侄女来了，姑妈自然高兴，一切都在欢乐、喜庆、融洽、亲切的氛围中进行，但是在打红包一事上，发生了“事故”，先前一切的开心、快乐都降到“冰点”。原因是姑妈重男轻女，在打红包问题上搞了“双重标准”，给我的红包是两毛，打给姐姐和妹妹的红包则是一毛。我年少不谙世事，忘记了姑妈的特别交代，回家后在姐妹面前炫耀，把她们气得够呛，因此好几年都不去给姑妈拜年。

在所有的亲戚里面，打红包打得最大方的要数小姨了。小姨是半边户，在农村喂猪养鸡还挣工分，姨父在工厂当工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庭条件比其他农村亲戚都优渥，每年的红包就比其他亲戚打得多些、大些，最少都是五毛一个，吊足了孩子们的胃口。因为这个红包，每年过年走亲戚，我们就心心念念地盼着要早些去给小姨拜年。从逍遥岩乡黄龙头村到天堂乡平口元村，有30多里路，没有汽车没有单车，单靠两条腿，一个单程要四个小时，中途不作停歇不喊一声累不叫一声苦，精神头足得很……小孩子思想单纯，见钱眼开，把红包给的多少当成亲戚对自己是好还是不好的唯一评判标准了。

而今，我已年过半百，从长辈们手中得到红包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小时候去亲戚家拜年喜得红包的欢乐情景，沉淀于记忆深处，成为一段时不时翻阅起来便感觉无比美好又温馨的回忆。现如今，一到过年时家里面来了拜年的孩子，我都会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红包，图个喜庆吉利皆大欢喜。不知道孩子们红包到手时，是不是与当年我拿到红包一样的激动不已、兴奋莫名、心存感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