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
儿时的新年爆竹声里,去外婆家拜年,最美不过是能吃到年豆腐。
外婆家在五十里外的涟源市杨家滩,与我家所在村多数小伙伴的外婆家不同,因为远而有了神秘感。一年通常仅走一回,得到镇上坐当时很稀罕的火车去,那种每个小站都要停老半天的绿皮慢车,“咣当咣当”喘气两个多钟头的车程,因而我一去外婆家便要住上好几晚。村里伙伴们的外婆家多在附近村子,一上午能打两个来回,甚至去后山砍捆柴也能遇见地里忙活的舅舅,“频来亲也疏”,早没了新鲜感。
杨家滩民国时属湘乡,后来划归涟源,地道的湘乡话与我们原属宝庆(今邵阳)的新化腔完全是两个语系,初次见面的两地人,似乎都视对方哇啦哇啦说“日语”。相较而言,曾长久处于“化外之地”的新化话更土。杨家滩人称鸡蛋就是普通话里的“鸡蛋”,仅声调有些变化,我们则莫名其妙叫“guo”,字典翻烂也没有的字眼,等同于“国”字的发音而已。
外婆家的饮食习俗也与我们颇不同。有几样过年的家常特产更甘美异常,居首者当属炸豆腐。年关逼近时,选一个晴好日子,舅舅舅母们用自家房前屋后种的黄豆磨制好雪白如银的豆腐,切成或正方或长方形的薄薄片状,放入柴火上舔着火苗滚得正欢的油锅,焦黄松软时捞出来,拿筛子盛着备用。这时早已芳香四溢,一村老老少少都吸溜鼻子,揣测哪家的炸豆腐大功告成了。
杨家滩的乡间,家家种有黄豆,年里也便家家有了多少不一的炸豆腐。自家做饭或来了客人,半碗肥瘦搭配的猪肉里放上半碗炸豆腐,锅里翻炒一阵,油盐和红椒粉外不需任何别的作料,满满一碗盛在桌上,便成了一桌人最抢手的菜品。肉不再单一的肥腻,杂着些许豆腐的淡淡清香;炸豆腐也泛着油光,咬一口,油水涌出来,比肉的味道更美。那时多半人家日子清寒,一年难见几颗肉星,年里却也能饱餐几顿大鱼大肉。骤然猛补,肥腻不堪,几天下来长年贫瘠的胃也受不住了,像地头撒多了农家肥或尿素的一根苦瓜藤,蔫不拉几的。炸豆腐却不温不火,兼有荤素之长,老少咸宜,因而最受青睐。
新化一带的习俗是过世了老人才特意磨制豆腐,“吃豆腐”不是时下流行的占女性便宜,而是办丧事的讳称。乡邻田间地头相遇,问一声“今天去吃豆腐吗”,对方便知是某个老人不幸升天,得去挂礼祭奠了。于是,喜气的大年里便很忌讳吃豆腐,更不能上桌祭祖。
我对年里的炸豆腐毫无忌讳。到外婆家,满桌的菜肴基本不动筷,单捡或藏或显的炸豆腐下手,小山丘一般堆满饭碗,一口能咬下半块,油汁喷涌而出,不一会便沾了一脸,吃得酣畅淋漓,汗出如注。外婆家的表弟妹们多,清汤寡水一年,嘴里早淡出个鸟来,也盼着年里能吃点炸豆腐。见我是远道而来的客,在舅舅舅母们肃然叮嘱里不得不让着,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大快朵颐。
“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不只空手,还要兜着走。回家前,舅母们忙着收拾打发的礼物,寻常百姓家没有高大上一类,有的是更稀罕的特产,首先便将大包炸豆腐塞进我带来的旅行袋里。旅行袋鼓鼓涨涨不够装时,还要找来纤维袋,乡里常见装尿素的那种,乡里人多不讲究,洗净后能囫囵吞下许多出门远行的东西。
带回家的炸豆腐,母亲偶尔也送些邻家尝尝。年已过完,忌讳松懈,邻家吃了咂巴嘴唇赞不绝口,却终究得来不多,仅止于品尝,他们家的孩童便只能到我家晒谷坪,围着我和弟妹们的饭碗猛吞口水了。
炸豆腐之下是霉豆腐。杨家滩人年前制作炸豆腐时,一些新鲜豆腐慷慨赴义,登上另一个“屠宰场”,被寒光闪闪的菜刀切成小坨的正方或长方体状,放入陶瓷土钵里封存,任其发霉。一个星期左右后,豆腐生出厚厚一层绒毛状的浅绿色霉,像当下时尚小青年染就的怪异头发,将其与盐、辣椒粉混合,过自家酿制的白酒放入瓦坛再度密封,坛沿小槽时常添换新鲜的水。一坛可解肥腻的霉豆腐便出炉了。年里来了客,用饭碗盛上小半碗,辣椒鲜红耀眼,置于鱼肉满桌的边角,却是常获称道的一道极品菜。这时,主人便笑意上涌,面露得色,开始登上乡间讲坛,抿一口水酒,滔滔不绝开讲霉豆腐的制作心得。
是豆腐,还沾了一个“霉”字,不止我们一村闻所未闻,没有谁家做过,从外婆家带回时,在杨家滩曾呆了多年的父亲也皱着眉头不让上桌。我们兄弟则百无禁忌,一坨咸咸辣辣的霉豆腐能就好几大碗米饭,小伙伴馋得用肥厚滴油的鸡腿央求也不换。父亲是过来人,知道霉豆腐味道不错,到底禁不住诱惑,几顿肥腻后先是浅浅一尝,后来索性放开政策,正式允许上桌,来客时还当作一道佳肴隆重推介。
绵绵阴雨里,年味又开始随炊烟袅袅飘荡。远隔杨家滩两百余里,外婆与舅舅们也早仙逝,我似乎仍闻到了浓烈的年豆腐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