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与“绝唱”

刘雅婧 沈章明

《史记》备受后人称赞，东汉班固称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近人鲁迅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其为“实录”，旨在颂扬它的“质”；称其为“绝唱”，意在推崇它的“文”。

《史记》记录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司马迁以一己之力撰写三千年通史，任务相当艰巨。他所面临的头道难题，就是如何搜集与选择史料。

文字史料最常见，也最芜杂。司马迁广泛阅读史料，并且作出细致分析，认为用古文书写的史料最可靠。在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时，他虽然采信了当时学者的观点，认为孔子有70多位弟子，但只详细介绍了出现在古文资料中的35人。

求真是司马迁的信条。在出任史官并且准备写作《史记》前，他就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与研究。20岁时，司马迁从洛阳南下，渡淮河，过长江，窥九疑，浮沅湘，南登庐山，俯瞰大禹曾经疏浚过的九江。之后沿江而下，又来到今天改称绍兴的会稽，考察太湟，探访禹穴。随后，“上姑苏，观五湖”，渡淮河，临泗水、汶水、济水。考察完山东半岛，又在西归的过程中走访黄河、漯河、洛渠。

司马迁热衷于调查研究，不只是为了寻找和选择史料，还为了准确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探寻历史的真相。

“想见其为人”，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最高褒奖，也是他调查研究的驱动力。早年阅读《论言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时，他就非常仰慕孔子。哲人已逝，相见无方，要表达“心向往之”的热诚，最好的办法是实地考察，追踪孔子行迹。

司马迁还前往刘邦等人的出生地与聚众起义地，走访彭城、沛、丰等地，了解汉初君臣的故事。在淮阴调查时，当地人告诉他：韩信时刻以富贵为念，始终相信自己能大富大贵，“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为了验证传言真伪，司马迁特意去韩信母亲的墓地调查，“视其母冢，良然”。

这个调查结果对《史记》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以韩信的利欲心为线索，解读相关史料，写出了《淮阴侯列传》。在这部传记的前半部分，司马迁记录了韩信初拜大将时进献给刘邦的计策。其中一条就是，要想服众，必须“以天下城邑封功臣”。随后，记录的是韩信敦请刘邦封张耳为赵王的故事。张耳本来是刘邦派来的副将，韩信在迫使燕王归附之后，请封张耳为镇抚燕国的赵王。这样，既去除了刘邦派来的制衡者，又把自己变成了“造王者”。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夺了韩信的兵权，将其徙封为楚王。后来，又改封淮阴侯，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激怒韩信。韩信顾不了那么多，最终谋反事泄、身死族灭。临刑前，韩信慨叹“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司马迁在《史记》中直接再现了韩信的悲剧人生，又间接表达出自己的立场。为了进一步表明立场，司马迁还在论赞部分直接批评韩信，认为他本可以用功勋来换取富贵，成为汉代的周公，却自矜其功劳与才能，不懂得谦让，汲汲于功名富贵，最终被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如果司马迁不作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搜集到这么多史料，更不可能如此巧妙地剪裁与组织史料，《淮阴侯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世家》《五帝本纪》就不会是目前这种写法，它们的思想性、艺术性也会大受影响。

《淮阴侯列传》是实录，也是悲歌，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并不为过。《史记》的其他部分也一样，处处体现实录精神，又散发出迷人的艺术气质。

《留侯世家》是另一个例证。传主张良是个谋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谋划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仅仅阅读关于他的史料，可能会将其想象成魁梧奇伟之士。司马迁也曾这样猜测过，直到后来得到张良的画像，才知原来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非但不魁梧，反而很柔弱。

司马迁刻意运用种种对比，烘托张良与韩信不同的悲喜人生，制造强烈的艺术张力。这是客观再现，也是有意展示。司马迁凭借调查研究所得，巧妙地选择与组织可信史料，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谓“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者在司马迁的引导之下，得以触摸到历史的棱角，感受到潮流浩荡向前的力量，领略华夏山川风貌，领略历史人物风采。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