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几滴汗？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楚

不久前，株洲市水务集团循例开了一场年终客户座谈。会议的名字不同以往，叫“价值客户座谈会”。

会名抽象宏大，开场却具体生动。比喻，算账，举例，总之是掰开了揉碎了讲。

比如，按去年株洲居民生活用水一级阶梯3.11元/吨算，其中，0.12元水资源费交水利部门，0.95元代收污水费交城建部门，0.3元代收垃圾处理费交城管部门，水务集团实得水费1.74元。

现场详细拆解水费，揭示了一个人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哪怕年缴水费上百万元的“价值大客户”们，多半都不清楚水价具体组成。

在我国，自来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它由政府定价，兼具福利性与公益性，是一种独特的、由政府所提供的、包着“商品”外衣的公共服务品。

供水是一项绝不以盈利为目的公用事业。在现实情况下，水企供水业务保本运行是理想状态，而亏损则完全是意料之中。

客观来讲，2014年阶梯水价陆续施行后那几年，乘着楼市、老旧小区改造东风，地方水企过了几年好日子，株洲也不例外。“那些年报表还挺好看”，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座谈会上直言。

但随着各类成本不断上涨、规模城镇化放缓、人口负增长等诸多原因，大约在2018年前后，三四线城市地方水企开始出现亏损或微利状态，进而成为普遍现象。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水价成本倒挂。以株洲水务集团为例，2023年，平均售水价格是2.1元/吨，但平均成本是2.45元/吨。去年，株洲水务集团连续第六年亏损，金额达到6500万元，目前运转主要靠占营收四成的非水业务（主要为施工）支撑。

“水价成本倒挂”另一面是“水务持续投资”，主要是建设管网。2019年到2023年五年间，株洲水务售水收入下降了0.6亿元，但管网投资却增加了6.4亿元。

“站在企业的角度说，你要投资，但不需要考虑产品定位、投资回报，没有商业模式，也不需要。”一位业内人士说。

这就不得不提地方特别是内陆三四线城市水企属性。“社会议论我们是垄断行业，政府把我们当组成部门，国资跟发改按国企监管我们，市民认为我们是政府代表。”座谈会上，市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这样的复杂属性，天生自带流量。多年来，从不缺乏对水企叫苦的反对声音。“效率低”“员工待遇高”“盘子大”“转移利润”等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其中最锋利的两把质疑武器是：政府补贴跟成本公开。

水企若长期亏损势必影响用水安全，多年来，不管水价是否调整到位，各级都有各类明文规定的资金补贴或援助。

不过补贴这事儿，到今天，就像赵本山经典小品《不差钱》里的对话似的，一个说“可以有”，一个说“真没有”。面对媒体，就像小沈阳问赵本山，“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经济参考报2017年的一组深度调研报道提供了参考资料：“实际上，地方政府和公众大多认为供水是垄断行业，亏损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成本过高造成的，因此没有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补贴机制。”

与之相反，对供水成本的质疑事实上已经没有太多意义。《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已于202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水企成本核算及监审做了最大程度的规定，怎么算账、谁来算账、谁来监督都规定明白。

看到这里，敏感的读者可能心头一紧：这难道又是调价前的放风稿？

放心，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调价。

“调价”，公用事业最核心的问题。是一场企业、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海量用户之间旷日持久的博弈。

行业企业诉求与政府诉求本就有差异，加上行业公益属性，谁都不愿让利益冲突滋养民生问题，使调价变得极度敏感顾虑重重，复杂而又艰难。

可能谁也不知道何时调价。长沙在2015年拟调价，最后无疾而终。按照政策，水价三年可调整一次，而株洲上次调水价已经是十年前了。

2020年广州市发改委召开的一场自来水调价听证会，生动而形象的呈现了这一局面。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说，一直在亏损，预计供水成本还将上涨，实在难熬。

“如果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投资费用都由市民买单的话，公共财政和纳税人的税金到哪里了？供水、教育、医疗都具有公益属性，难道读书不仅要交学费，还要交学校建设费？”现场唯一一位居民代表明确反对调价。

广州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说，“本市财力有限，在此情况下，出售的产品能够维持成本经营的‘经营性项目’如果可以通过市场经营实现平衡和微利，市级财政就不会完全负担。”

你看，问题不是个例，局面也不新鲜。只是，把它放在“培育制造名城 建设幸福株洲”放大镜下观看，株洲又该如何应对？

当然也不是没有行业神话。2021年，延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利润同期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52.04%。原因在于，他们查处了一批与用水企业勾结、每月故意少抄水表的抄表员。查处“水耗子“后，这家公司25年来终于盈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