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门下到十字街

1957年攸县北街前的百货大楼，是当时县城唯一的百货供应商，70至80年代末是县百货公司的重要商品批发、零售点。 1954年以“民办公助”形式修建的西阁码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攸县县城最热闹的西门下街。

上世纪80年代的攸县城区

胡丽霞

我的童年是在攸县县城的西门下度过的，那时候母亲的工作单位从百花场搬到了西门下谭家码头边上。

谭家码头是当时的主要交通要道，每天船只运载着货物南来北往，很是热闹，要过河去对岸也只能坐渡船。后来在洣水河上建了一座大桥，大大地方便了两岸的老百姓，这座桥也是那时通往茶陵和炎陵的必经之路。

洣水河的水非常清亮，可以看到小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搬开河里的小石头可以抓到很多的小乌龟和螃蟹，到了夜晚我们就在沙滩上挖乌龟蛋回来煮着吃。当时没有自来水，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都是靠河水，大清早女人们拿着棒槌在河边洗衣服，边洗着衣服边东家长李家短地聊天，洗完后一头挑着衣服一头挑着水回去煮早饭。双职工家庭的话，大人们白天上班，家里挑水的任务就交给了孩子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男孩子们借口去河边挑水，把桶子丢在岸上，跳进河里游泳、打水仗，一玩就是一个下午，到下班后大人们拿着条刷子到河边找人，才把各家的孩子拎回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门下是非常热闹的，修理店、饮食店、理发店之类的店铺应有尽有。店铺的门窗全都是木板做的，每天早晚都能听见店员上下门板的声音。店铺之外，还有不少国营单位，像航运公司、农副产品公司、肉食公司等等。我母亲在肉食公司工作，当时是计划经济，物质匮乏，什么都得凭票，生意红火得不得了，每天清早买肉都要排长队。县里唯一的一座戏院也在西门下，虽然每天演的只是那几出革命样板戏，但仍然天天客满。每当母亲告诉我们有票看戏的时候，我便早早地吃完饭洗好澡在剧院大门口候着，剧院里的几个演员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被膜拜着，偶尔在街上遇到都要激动半天。

西门下只有一所名为攸师附小的小学，又叫立新小学，西门下的小孩几乎都是那里毕业的，当时学校里师范毕业的老师并不多，大部分是附近村里的一些民办老师，他们不会讲普通话，更不懂拼音，以至于我现在讲普通话也分不清平翘舌。我的小学同学大部分都是百花场和胡家底下的农家子弟，读书出来的并不太多，几乎都在家务农，改革开放后，县城大发展，城市规模扩展，这帮城郊的同学很多都靠卖地皮发了财。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父亲所在单位分给他两间大房子，我们全家也就从西门下搬到了商业局去住。商业局就在县城中心的十字街，院子非常大，住了很多户人家。老辈人说这个院子是新中国成立前城里最大的地主尹四胖子家的大庄园，院子里有假山、花园、池塘和亭子，非常漂亮和幽静。池塘里有荷花，荷花上有很多蜻蜓飞来飞去，夏天的时候常停电，男孩子们便在池塘边捉迷藏玩，碰到女孩子路过的时候故意装神弄鬼，吓得女孩子们哇哇大叫，大人们则坐在亭子里乘凉、拉家常，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

院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礼堂，可以容纳近千人，县里的大会经常在里面召开。管理礼堂的人叫刘子建，喜欢喝酒，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但他懂得一点音乐，除了播放花鼓戏和湘剧之外还放些民歌，久而久之我便跟着广播学会了很多民歌和花鼓调，这是我的音乐启蒙。我们就住在礼堂后面的这一排房子，邻居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还有几户是南下干部，我现在还记得安怀忠伯伯他们一家。安伯伯家两口子是从山西南下的，他爱人是地道的北方女子，人长得高大，说话嗓门也大，而且抽烟，烟瘾还大，一支接一支不停，那时经济条件不允许经常买烟抽，于是她家小孩经常帮她做手工卷烟。他们不太喜欢吃大米，经常吃面食、熬小米粥，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除了大米还有小米这个粮食。小米熬出来的粥金黄油亮，那咕嘟咕嘟的熬粥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还记得隔壁的易淑姬阿姨一家，阿姨是军属，爱人在东北当兵，家中只有母亲和她带着三个小孩子生活，我们叫她母亲阿红阿婆，阿婆非常能干，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后来她爱人转业到湘潭，他们全家也就跟着去了湘潭，如今过去了几十年，也不知他们还好不。

大院外面就是十字街，饮食店炒菜的香味常常飘过半条街到家里来，惹得我们不停吞咽口水。我们小时候最昐望生病了，一生病父亲就会花一毛两分钱从饮食店买回一碗铺满了肉丝的面条给我们吃，热气腾腾，味道好极了。县里唯一的一个农贸市场也在边上，每天早晨早市，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有很多好吃的，记忆最深的是吃西瓜，我们从父母处要一毛钱，然后三姊妹一身臭汗地蹲在箩筐前啃着西瓜，西瓜的甜味让我回味了几十年。

后来，经济飞速发展，大院让房地产开发商买下建了很多商品房，院里的人都搬走了，我们家也建了私房搬走了。昔日的西门下和十字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高楼耸立，那种宁静和从容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匆忙和浮躁。每次回家路过十字街的时候，脑海里全是儿时的回忆，几十年的风雨兼程仿佛一闪而过，我还是那个心无旁骛、快乐无比的逐梦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