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荣
晚饭后,我随手从书架上取出文学大家汪曾祺老先生的《晚饭花集》翻开来看,一张发黄的收据飘然落下。只见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今收到许佳荣同志缴来的7月1日至10日共计十天的伙食费二十元整。”落款日期为1991年7月11日,同时盖有村委会的公章。看着收据,我的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那场抗击洪涝灾害的难忘岁月。
当时,我在乡政府担任文书。接上级通知,乡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全部蹲村组织抗洪抢险。6月30日晚上召开的紧急动员会号召所有乡干部要赶赴一线,与村组干部一道抗洪,人在圩堤在,直至抗洪胜利才能返回岗位。会议强调,在蹲点过程中要廉洁自律,不增加村里和群众负担。
散会时已是7月1日凌晨。我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和驻点村陆支书、村主任查主任一道,冒着如注大雨,穿着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赶去。到村后,我们立即在圩堤现场召开村组干部碰头会,下达险工患段包干值守任务。之后,又乘坐挂桨机船赶往与邻镇接壤的村查看防汛情况。
等巡查结束,天已麻麻亮。为确保村里抗洪与全乡步调一致,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敲开了3个村村支书的家门,分别就抗洪形势一一对接,由于情势危急,三个村当天组织200多名壮劳力紧急行动,迅速实现联圩闭洪。利用这个间隙,我们迷糊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开始忙着组织抢排内河积水,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调试,很快排涝站内的动力泵、闭口闸前的抽水机全面启动,一时间机声隆隆。很快,浸泡在水里的农作物露了头,村民们抗洪的疲惫也被这振奋人心的场面一扫而光。
然而,老天爷总喜欢捉弄人。3日凌晨2点,正在睡梦中的我,忽然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乡长打来的。原来是附近一个坝头发现渗漏,需要组织力量加固圩堤,一旦巩固不力,前两天的抗洪成果将毁于一旦。“你们以最快速度组织40名劳力,1个小时内赶赴事发地点,不得有误!”
险情就是命令,我们在40分钟内组织青壮年劳力60人,投入抢险战斗,现场抢险人员达到300人,大家不分乡镇,不计报酬,最为感人的是附近村两名妇女从家中扛来了3床棉花被,用于堵塞渗漏。经过近3个小时的博弈,洪水终于退去了。此后,我先后参与大大小小的抢险战不下于15场,没有离开蹲点村一步,夜以继日地坚守在抗洪圩堤上。
后来,乡里决定动员力量开展生产自救,我奉命回乡策划抗洪宣传。临离开蹲点村之前,我找到村会计,从口袋里掏出20元现金,缴纳蹲点10天的伙食费。一旁的陆支书见状,连忙说“这使不得使不得,你蹲点我们村没日没夜地扑在抗洪工作中,于情于理,这笔钱我们不能收!”我接过话茬,“陆支书、查会计,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作为党员干部更应该带头执行纪律!按照乡里早餐3毛、中餐1元、晚餐7毛的规定,我蹲点10个工作日,一天2元,正好20元。”陆支书见我态度坚决,便让会计收下,并出具了收据。
后来,我由乡镇进了城,工作岗位几经变化,但执行规定和坚持原则这个做人做事的底线却一直未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