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队

刘铁建

一些上了年纪的村人至今喜欢把“大队”挂在嘴边。大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上个世纪，人民公社时期。

两头来的人遇上了，那边来人问，去大队？这里走过去的人也问，从大队回？相熟的人，哪怕一日见过三面，擦肩而过时仍然要开口说点，话都还在嘴里，身子已隔开好远。寻着话音又回了头，发现各自早已离开。去大队的那人又回过两次头，就到大队了。可见大队并不远。

那时，大队相当于今日的村委，小队相当于今日的村民小组。我们的大队部在村里中心位置。那儿有一座祠堂，中有大天井，右有大耳房，耳房里有小天井。新中国成立后，祠堂前厅后堂做了学校，耳房做了大队部。读初小的，腋下夹了半本本子，手里捏了半截铅笔，来这上学。我就是在这发蒙读书的。大约读三年级时，祠堂拆了，原址建成新的学校和大队部。那时，书是可读可不读的事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到小学毕业，原来四十多人的大班，就剩十几个了。

虽然在祠堂里读过几年书，但印象最深的是跟“大队”有关的一些事情。

年末，定有一台节目表演献给大家。村人自编自导自演。帅哥演杨子荣、李玉和，靓女演铁梅、吴琼花，还有白毛女、黄世仁、刁徳一等人物悉数上场。独唱、合唱、三句半、舞蹈、乐器表演，应有尽有。平日不声不响的人，一下子登上舞台，展示出拿手的，让人吃惊得不行。我就看过我四姨和另外五个大姑娘演老倌子上夜校的节目。她们用锅灰涂了黑胡子，穿了黑色对襟衫，戴灰色头巾拢成的帽子，捻一根烟管，再把背驼下来，做出老态龙钟的样子，引得台下哄笑阵阵口哨声声，乐得要翻天了。

一季一次的下乡电影，也在天井里放。有电影看的日子大家都是当节日过的。

每年冬季征兵之后的送兵，男女老少齐出动，敲锣打鼓，大家既兴奋又不舍。即将走向部队的好男儿，穿一身崭新的军装，成了我们孩子心中最威武帅气的人。当兵打仗是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梦想。

诸如此类，都与“大队”有关，都是大队弄出来的，都能给人心烙出深深的印迹。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大队部旁边有了一间医务室，有一名赤脚医生为人诊病。又有一间药铺，让人抓药。小病小灾，村人就不用去公社医院、公社药店了。初小变成了完小，后来甚至办过两届初中。对这些，我们不感兴趣。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接下来在大队部另一边建起的供销社，实际上是公社供销社设在我们大队的一个供销点。这个点可不小。一间大屋比我们学校礼堂细不了多少，一头卖布匹百货，一头卖南杂。卖化肥农药的是另外单独一间屋子，有人买就开门，平常那门是关着的。记得爹那块上海牌手表就是在大队供销社买的，一百二十五元。这是我爹一生唯一拥有过的一件奢侈品。他那么舍得老本，可能跟他当时当上生产小队长有关——他得掌握时间呐。

我们真是被供销社诱惑到不行。它特殊的香气远远散发出来，把我们的魂魄都吸走了。上学下学，门前经过，就不再犹豫，径直往里走。仅仅过过眼瘾，闻闻香气，也是挺不错的。久了，我们竟分辨得出，混合香气里哪是硬糖散发的，哪是饴糖散发的，哪是盐姜散发的，哪是糖姜散发的。还有大花片、小花片、油枣、麻丸等等糖食糕点，都能一一闻出其气味的独特处来。不断涌出的口水，没来得及在口腔里转一下，又让我们吞回去了。

也有解馋的时刻。那是我无意间做了一件让奶奶高兴的事儿，得到她的奖赏：一枚两分或五分的硬币。攥得手心出汗的时候，终于还是站到了南杂柜台前，将它交给营业员，要了几颗糖粒子或者一包盐姜。

奶奶过世了，新时期也开始了。大队不是大队了，是村委会了。供销点撤了，私人商店、小超市顶上来；药铺撤走了，有私人药店、诊所。渐渐还有私人开设的理发店、杂货店、纸衣店、幼儿园、棋牌室。早市也兴起来了，家中来了客人，置办一两桌场伙，无须出村。闲人也多起来了，好像一下子突然冒出来的。他们也逛早市，不买东西，就瞧热闹；也进牌室，不打牌，围观；也去商店小超市，最多要一包烟一包槟榔，然后在门口排排坐，闲话讲得没完没了。实在没事讲了，就缄默，看看不长的街道的那头，又转头看看这头，看往来的行人、往来的各式各样的车子。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打发走了。有段时间某人不来坐了，说是病了，再过段时间，就走了。其中老者居多。几十年下来，闲人也在逐渐换茬。

大队着实愈来愈热闹了。

这几年，我回老家较少，听说村委会另择新地建了新办公楼，搬到离大队有段距离的地方了。因生源日渐减少，去年撤了幼儿园，今年撤了完小学校，早市也冷下来，只剩时有时无的一个肉摊、两副豆腐担。村人说，都到镇上去了，去镇上的路更宽更平，淋过了柏油，都骑摩托，或开车子，方便得很。

搬的搬了，撤的撤了，走的走了，村人仍旧叫着大队的那地方并不十分冷寂，该有的热闹还在。只是不知道他们要继续这样叫着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