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明访谈摘选

访谈时间：2004年5月8日

访谈主题：英雄情结与创作心理

访谈人：

陈利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陈文潭（株洲文艺评论家）

陈文潭：陈老，您好！我先后拜读了你的多本传记文学著作，比如：《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谭震林传奇》《名人风采》和《名人心迹》，最近又读了《王首道传》的清样稿。你能不能谈谈多年来致力于传记文学创作的原因与过程？

陈利明：好的。我于196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报社工作20年，主要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1983年调市委党史办工作，1992年调市文联工作。在新闻、党史、文艺三条战线30余年的工作经历，为我走上文史结合的传记文学创作道路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在党史办工作的10个年头，我深切体会到湖南的确是人杰地灵，“惟楚有材”。在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这里诞生了一大批历史名人和伟人：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程潜、陈明仁……涌现出一批文化巨匠，如齐白石、贺绿汀、丁玲、周立波、李铎、李立……数不胜数。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赞誉，武有“无湘不成军”的美称，我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在党史办就为自己定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写10个伟人、名人的长篇传记文学。连今年下半年脱稿的《胡耀邦大传》，已完成了5部。

陈文潭：您创作了洋洋洒洒300多万字的传记文学作品，您能否谈谈经验和体会？

陈利明：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写传记文学必须敢字当头，敢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二是写传记文学要达到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传记文学有其双重性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它不同于小说，写传记文学不能随意编造，必须以史料作基础。必须处理好历史的真实性、科学性、文学性、审美艺术性、虚构性的关系。因此，它要求作者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搜集、采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口头材料，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文学的手法进行构思、选材、描写、叙述，注重人物性格的呈现，以及细节的刻画。它要求作者既有学者的治学方法，又有哲学家的智慧，还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和丰富想象力，更要有社会活动家的交际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记文学是写作难度大、受限制较多的一种文学形式。

陈文潭：我认为，您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或英雄情结，由此给广大读者带来了审美意义上的“崇高感”。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崇高不仅包括自然现象，而且包括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特别是人及其内心生活。崇高的特征就是“更大得多，更强得多”。崇高不是人的主观反映，而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结合自己传记文学的创作，您能谈具体一点儿吗？

陈利明：崇高是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崇高的形态是严峻、冲突、气势和力量。中国传统美学曾把这两种不同形态做了明确区分：词分豪放与婉约，美分阳刚与阴柔。那么，崇高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伟大斗争中，主、客双方由矛盾对立、激荡冲突趋向统一的动态美。它既体现在那些直接显现斗争过程的动态对象上，也体现在那些与这一斗争相关联，显现着人类严峻斗争印记的静态对象上。如我国流传至今的许多神话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等都体现了我们的先民同自然、社会的可怕势力斗争的豪迈情怀，都显示出一种崇高的格调。在阶级社会中，崇高是先进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为人类利益斗争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伟大实践力量。社会的崇高只有在艰苦的斗争中才能展现出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优秀的文艺创作家向来重视创造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英雄人物，表现他们的崇高的思想行为。应该说，艺术领域中的崇高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上，如庄严的文体、豪迈的语言、奔放激荡的格调等。

内容摘自《株洲文艺六十年·评论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