渌江桥名话当年

文俊铎像

刘建安

“渌江桥上好风光，但愿人人陈盛芳。八十万人皆好善，匹夫有责负兴亡。”

1925年，袁昌英之父袁家普欣闻断行已达七年之久的渌江桥即将竣工通车，发来一份电文。袁家普历任滇、湘、鲁、皖四省财政厅长，其时正在安徽任上。

通车典礼之日，醴陵全城万人空巷，纷纷前来观摩盛典。七年前被毁的木石六拱桥，已焕然一新，变成了享誉湘赣的湘东第一民桥。在九拱十礅、高大宽敞的全麻石结构的桥面上，人们手执彩旗，载歌载舞。

新桥由原址上移五十米，以搭支桥连接状元洲，可一桥二用，在资源利用和景观增色方面裨益良多，更让世人以步当船，结束了宋理宗宝祐年间首建石礅木梁桥以来，南来北往过客或走状元洲浮桥或走西门码头乘大型渡船过河的历史，以至于东正街与建国路相交的“十字街”变成了“丁字街”。

大桥主修、南社才子、桥碑题记者、省长署秘书傅熊湘先生亲临现场，主持庆典；大桥工程总理、豪捐款物共计约五万银洋的陈盛芳，这天刚好年满五十周岁，县长及其以下僚属、桥董会成员、乡绅耆老、草根百姓，莫不争相向其趋步，举杯相贺；乘船逆水而行，可见桥西正中央的桥额上，镌刻着康有为题写的“渌江桥”三个圆润挺脱的魏碑大字，吸引了无数啧啧称奇的目光……

却说1894年末，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大清战败，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生存危机与日俱增。

时值京师会试，来自全国的1300多名举子齐聚北京。说到即将由李鸿章押印的《马关条约》，各省举子无不痛心疾首。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早在四年前就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轰动文坛，一时风头无两。于是，康梁二位将主要内容为“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革”的《上今上皇帝书》，在各省举人会馆中广为演说，征集签名。广东作为二人家乡，同省举子签名附议相对顺利。没有料到的是，湖南数十名举子阅毕该书后，相顾咋舌，面有难色。惟有坐在一边的醴陵人文俊铎，毅然首署。这个签名，对于带动湖南以及其余各省1200人签名的“公车上书”，可谓举足轻重。

文俊铎，字代耕，醴陵东堡人，光绪辛卯年（1891年），与湘西凤凰人熊希龄同科中举，以一等知县候补湖北。后他耻于纳金竞补，下任发审局、硝磺局、来凤厘局。甲午之役，随湖南巡抚率湘军征倭，出关时计谋不为所用，遂辞官回乡。值京城礼部应试，结识并鼎力支持康有为。回乡以后，谭嗣同在湘设南学会，以文俊铎领衔，附设《湘报》，鼓吹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文俊铎几遭通缉，幸为逃脱，两年后重回醴陵，行医故里，与宁太一等将渌江书院改办为新式中学。以后邀请熊希龄来醴，考察东堡沩山瓷业，开厂办学，为醴陵瓷业首次在国际上揽金扬名，贡献颇多。之后，又慧眼识珠，推荐义子陈盛芳(浦口河泉人)去萍乡安源煤矿，最终陈盛芳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布衣善士。

回说康文之交。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四十余国，到处发表“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废除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等为主题的演讲，博得了许多华侨的支持和拥戴。时机成熟后，康有为联合他人在加拿大创办保皇会(后改维新会)，在西欧多国建立分会，规定入会者每年需缴费两元。数以百万计的会员会费，让他过上了极其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有资料显示，他曾在瑞典买下一座岛，在多国拥有房产，娶妻妾六房，计十二个子女。

辛亥革命胜利后，康有为回国，头顶“南海圣人”的帽子，周旋于全国各级政要和各省军阀中，经常受邀演讲。“火车专列坐，迎宾管乐迎。演讲含热泪，恭维满堂红。”这首坊间盛传的小诗，写尽了他在国内比在海外更优渥的待遇。

1925年9月，新修的渌江桥即将通车，醴陵桥董会一干耆老，正在为请谁题写桥名以壮声势而犯难，适逢省长署秘书傅熊湘回醴公干，透露康有为近日即将来湘考察和演讲。桥董会闻讯喜不自禁，虽说“康圣人”的拥趸铁杆文俊铎已于几年前过世，但其义子、大桥工程总理陈盛芳，仍可以亡友后人的名义，跟“圣人”攀上关系。于是，傅熊湘带着陈盛芳一行，在长沙火车站的月台上“拦”下了康大先生。看在老友文俊铎后人的面子上，亦有可能赞赏布衣善士之胸怀，康有为欣然题下渌江桥桥名，顺便捐银洋三千为贺……

盛事已往，芳声长留，时光过去已近百年。文俊铎、傅熊湘、陈盛芳等在桑梓所留下的一切，将永远存留在醴陵人民的心中。至于“康圣人”留下的墨宝，以及他对中华民族的民主启蒙贡献，那就留待后人，慢慢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