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得“三境” 故能“三高”

莫鹤群

当代世界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的刘克胤新著《自得集》，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旧学城垒上，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追求，围绕其古体诗特别是五言诗的审美取向，灿然放射出一段异样的光辉，在当代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克胤写诗不畏俗议，不避讥毁，亦不甚讲求辞章雕琢，竭力保持诗“情”之本真。故其诗能得骚人深致，多骨重神寒之作，足以达所蓄而尽其笔势——“得天地灵气，得宇宙万物，得人欲得而不可得者”（自序：自得赋）。

刘克胤有一部分作品是乡村题材，展现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泥巴味浓。笔下的小虫呀，小鱼小虾呀，花呀，草呀，都天然而出，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洋溢出纯净的情感。更多的作品则是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弱势群体。一日，他与一年过六旬，每日走街串巷，夜宿城郊一隅的外地拾荒者交谈后写下了《拾荒》：

冷热不由我，春秋满面灰。侧身知避让，驼背拾卑微。生死他乡客，亲疏浊酒杯。夜深惊犬吠，觉醒梦难追。

刘克胤出生农家，熟悉农村，进入公务员系统后长期在基层工作，曾担任多年县（区）长一职，接触基层干部多，接触普通百姓多。他胸怀济世之志，且眼睛向下，体恤民生，故其诗常像杜甫那样发出悯生忧世之鸣：“世乱天无过，时危树亦愁”（《内渍》），“谁知百姓有谁怜”（《公宴》），“一朝顶戴喜登台，丁寸微躯不复哀”“终日劳劳自命高，四方行走一身膘。还嫌禄俸低人下，直把民膏当纸烧”（《恶吏》），“活着不露脸，死了还要藏”（《矿难》）。

但他的诗又常鼓舞人们超越日常，企望并创造大美。如“不复尘缨累，诗书尽可为”（《卸任》），“余生几尘劫，万念一诗心”（《归去》），等等。特别如《世风》：茫茫何所顾，浊气四时熏。独醉名与利，鲜不昧良心。烂絮藏其里，金光耀其身。迎面逢冤鬼，漠然置罔闻。唯己尊至上，目中无亲伦。敲骨当柴火，拔毛造寿衾。殷勤劝守节，未知果是因。理屈气还壮，声高勿由人。胆敢灭天道，公开辱众神。浮生寄一世，罪孽自难陈。今我枉怀忧，清宵作苦吟。群英废寝食，但可使清淳。

其中“敲骨当柴火，拔毛造寿衾”曾让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副院长、著名词人蔡世平惊叹，并破天荒为刘克胤写了长达两万多言的评论，断言：“除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似乎再无人写得出来。”在这篇评论中，蔡世平还进一步写道：“在看多了嗲声嗲气，软不拉叽，自命不凡，又实在干瘪瘦削、了无新意的所谓作品后，刘克胤在旧体诗歌创作上确立的硬汉形象，不仅醒目，而且令人敬佩。”

我亦以为然。刘克胤的作品因热爱而充满善意，因超越而充满智慧，赢得广大诗词方家赞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刘克胤五言诗中所含的美学思想，正如其在后记《“三新”路》中所言：“一曰新韵。所押之韵尽依现代汉语拼音，句中平仄或有违拗，以不害意为上。二曰新语。多采现代口语，摄现代诗营养，力戒生僻晦涩，自作古奥，但求从容晓畅，平白易懂，几不用典，偶有所见，亦为世人熟知。三曰新事。取材近前，着眼世像纷繁之现代社会，探索新天地，发现新事物，展示新趣味，诠释新理念。”

他的这段“三新”诗论中其实还提出了第四个“新”即“新趣”——不过“新趣”改为“新意”（即“新意境”）可能更好。王昌龄说诗有物境、情境、意境，而其中的“意境”则是中国诗词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刘克胤所追求的“新韵”“新语”和“新事”恰恰都是为着营造意境这个最高境界的。

刘克胤旧体诗所营造的“境界”或“新意境”，窃以为有三大特点：

一曰“融”，强调情与景、意与象、隐与秀的交融与统一。如《白鹭》：行止各悠闲，晴光不羨仙。洁身无重负，来去水云间。

二曰“真”，强调真景物、真感情。如他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苦难的《天怜》：生涯不避风和雨，一饱难求哭上苍。但管糠糜随命薄，能知野菜比猪强。日长徒恨神无主，夜静犹怜鼠绕床。佳讯亦曾传梦里，喜夸鱼肉润枯肠。

三曰“达”，强调语言对于意象的形象、充分、完美传达。如《问琴》：高山空有恨，流水绝音尘。不忍弄时调，何为自苦心。

再细探深究，还可以看到，刘克胤营造的诗境兼具“三高”，即：取意高妙，格调高雅，风骨高迈。其诗境由实入幻，因幻显真，也因之而得“三境”：实境，幻境，真境，正所谓“诗必主于情，情真则事自真而境亦真，真必自然佳美”。达此“三境”，故能“三高”。若得“三高”，必入“三境”。刘克胤把属于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说的内涵揉入自己的创作，路子自然会越走越宽广。

刘克胤在他的现代诗集《遥远的星光》跋中自语：“如果要论想象力，我不配接受‘诗人’的桂冠。我写诗，只为记录自己的良心。我不高大，也不高尚，但即使上天真的允许我杜撰，我也绝不会睁眼说瞎话。我写诗，始终坚持同一立场——真诚、明朗、简约、健康。”读完这本旧体诗《自得集》，我由衷感到，这段话也是他对自己五言诗风格及其美学思想的总概括，更是他对自己人格理想的总概括。

这种“高蹈乎八荒之表”的风格与理想，确不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