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7日,株洲市公安局干警会操检阅仪式,前排检阅三人组中居中者为时任株洲市政法委书记万晓阳
刘云波
这是父亲留下的一张老照片,背面有他的笔迹:“1985年5月17日,市公安局干警会操检阅。”这也是株洲市公安局全体干警着装的第一次大型阅警式,市局所属的各部门单位、各警种方队成一字排列,以抖擞的精神面貌接受市领导检阅。
建国之初至1980年,除基层派出所民警、交通警察、消防警察、武装警察以外,其余公安干部一律不着制式警服,1970年代末,着装范围逐步扩展至市县区的刑侦、预审部门,最后才扩大到全员着装。这次阅警也是检验当时全局民警着装会操成果的一个结业仪式。
那次会操的主检阅领导为时任市委副书记郝诚和市政法委书记万晓阳,由市公安局局长刘辉陪同。芳华转瞬,他们都已离开了人世。作为新中国公安政法战线第一批生力军,他们那辈人的青春年华似火一般炽热。郝书记我无缘接触,这里我要说的是万晓阳书记。我那时在南区公安分局办公室工作,因此与他有过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真诚,平等待人,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官架子,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通人。
1990年代初,我担任市南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在分局领导的鼓励下,创办了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期刊《警营风采》。为了提高刊物在全市政法系统的知名度,我冒冒失失地赶到市委所在地,找到时任市政法委书记的万晓阳,请他题写刊名。他不摆架子,没有推脱,只说自己很多年没有摸过毛笔了,叫我隔天来拿。他顺便问了我一下分局当前的工作情况,问得很细,不时在本子上记录我所说的数据和情况。我知道他是借此了解公安基层的一些情况,也知无不言地向他如实汇报。说着说着就到了午饭时间,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会影响万书记的午休,也没有考虑自己与他的地位悬殊。他叫我留下吃饭,我也就傻乎乎地从了。他到机关食堂打来饭菜,将搪瓷饭碗放到壁炉上,边吃边谈,一直等我将情况说完。
几天后,我赶到万书记的办公室,拿到他题写的刊名,是那种很古法的隶书,书写遒劲有力,笔墨饱满,字距均匀,可以看出是习过古帖的童子功。后来与他交往多了,知道他教过私塾,是一位有文化底蕴的领导。
万书记是80年代初湘潭地区撤地并市调到株洲市来的,当年我父亲在市公安局工作,之后又到人大负责依法治市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有许多交集。1984年,正是“严打”工作引向深入之时,他们常在一起工作,并肩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结下了深厚的工作感情。时值机构改革之初,省里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以我父亲文凭低为由,要他退居二线,是万书记及市里的主要领导力挺和坚持,才使我父亲得以继续为党的公安事业工作。我想万书记他们为父亲出面讲话,并非出于单纯私谊,而是出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对身边同志的了解,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
万书记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我听他讲过一段往事,那年,浏阳县城发生了系列盗窃案,一直破不了,搞得人心惶惶,县委书记找到已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他,请他挂帅破案。他临时找了几个人,其中有省农学院刚毕业的青年小刘,那位刘同志出身质朴的贫寒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俗称半边户,人聪明勤奋。万书记带领临时组成的6人专案组,冷静地分析案情,一步一步,不断地发掘出新的线索,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找到关键证据,一举破获县城的系列盗窃案件,在浏阳一时传为佳话。
1980年代初,万书记调到株洲任职后,向我父亲推荐了已在株洲市局机关工作的当年那位刘姓年轻人。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从市局刑侦大队的秘书股长一路成长,最后官拜局长。
万书记退休后,我们在私人场合见面机会更多,交谈也更轻松。父亲去世后,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我母亲的情况,身体状况怎么样?有什么病,吃什么药。并常唠嗑和我父亲在一起的往日时光。别人请他钓鱼,我曾陪过两次。那年在太高水库,我们坐在池塘边聊天,谈及往事的闲谈中我问他,你退休后,那个曾经受过你恩泽的人来看过你吗?他说:“没有啊,一次也没有!”说完笑着反问我:“你什么意思哦。”两人说着说着,都笑了。
我知道那个年代的干部是不徇私情的,凭实绩用干部是基本原则。父亲常跟人说株洲政法系统领导写文章讲话,万书记的逻辑性强,文笔出色,讲话稍作整理就可直接当做会议纪要……
如今我自己也过了退休年龄,但想到万书记和父亲他们那代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我仍有理由感到年轻,仍然还需努力,人生不能停止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