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周伟钊

周伟奇

我的弟弟周伟钊是一个从小就痴迷美术，一旦确定目的就抱定终身不忘初衷的性情中人。

伟钊自幼聪颖，人见人爱，家庭兄弟姊妹多，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全家，伟钊是老二，不得不替父母去零卖纸香烟、到瓷厂捡拾煤渣、到郊区田野挖猪草卖钱来补贴家用，不过，他最喜欢的赚钱方式，还是去市场摆摊租售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的小人书既赚了钱，又使他爱上了绘画这门终身受用的手艺——每次黄昏收摊后，他便爬到家里的一个小阁楼上描绘小人书上的人物。小阁楼逼仄低矮，伸不开腰，他就曲着身子画岳飞、张飞、关公、董存瑞、黄继光……

进入少年，他开始画国画，芥子园中的人物、山水、花鸟，无一不精妙，成了许多美术老师眼中的新秀。老师谆谆教导他画素描和人体肖像画，这也成了他那时最大的爱好。他勾线描形准，捕捉人物形态逼真，当时整个醴陵县城都只有一两家照相馆，他苦学钻研炭粉人物肖像画，这样既能赚钱支撑家用，又培养了写实人物的品摹能力，为他报考中央美院的梦想打下基础。

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来了，不到16岁的他成了我县第一批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分配到醴陵清水江公社留冲的一个穷山窝。这个生产队的全劳力一天只有八分钱的工值，整个生产队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他看到这种情形，主动提出外出画炭粉肖像赚工分。当时画一张像是8角钱，是生产队十个全劳力一天的收入，有时一天可以画两三个肖像，出外一个星期就是全生产队全劳力一个月的收入了。他把这些赚来的钱全部交给生产队买生活用品和农具，生产队的社员常翘首盼他外出画像回队，他成了当时生产队最受欢迎的“财神爷”。

伟钊画像从不欺侮贫苦农民，富裕一点的乡民每张一元，贫穷的农民每张8角，特别贫穷的吃一餐饭就算了事，画不好不要钱。有个同他一道外出画像的下放知青，在城里时是照着相片用九宫格画肖像，到乡里也带着一个大九宫格塑料片，套在农民头上对着描，既不方便，还走形，就这样，他还让伟钊喊他师父。伟钊见他年龄大，又碍于面子，就喊他师父。可是，他画的像走形太厉害，农民不满意，有时候，他干脆把画的像卷起来，欺骗农民说，不要打开，否则灵魂就会飞走，要等他们走后才能打开……见状，伟钊便对他说：如果你这样画像，我们今后就不要做伴了，我也不会喊你“师父”。伟钊常常调转头去补画，或者把钱退给农民。他常说，农民的钱赚得多辛苦啊，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好，解开来一分一分地数给我，收了他们的钱，我都心痛。

1971年末，株洲汽车齿轮厂来清水江公社招工知青，在招工人员的反复坚持下,伟钊被招工进厂，成了厂里一名急需的美工。伟钊在厂里俱乐部画下第一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他高兴地告诉家里，厂里的工人排着队去瞻仰主席画像。更让他高兴的是，经人推荐，韶山在建设火车站时，他画下了那里的第一张毛主席巨幅肖像画，尔后的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韶山火车站前的毛主席巨幅油画像都是经他手绘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被招聘到株洲日报社任美编，成为一名职业的美术工作者，报社又送他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深造。在报社期间，他绘制、编辑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插图，学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美术史，回忆整理了早期散落在乡村、城镇、工厂的美术画作，为他后来当选株洲美协主席打下了坚实的艺术根基和思想基础。

在尔后的日子里，他更不忘初心，一心一意扑在美术创作上。1994年创作《儿女英雄传》，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1998年创作《红之鸟》，入选国际美术家联合会韩国’98世界美术大展；1999年创作《乌鸦唤来五谷祭》，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获优秀作品奖；2002年创作《高秋对弈图》，获联合国世界和平美术大展银奖；2004年创作《妙笔生花》，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获优秀作品奖；2008年创作《寒秋写荷图》，参加“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作品展……

作为他的兄长，有一点我还得着重写出，他非常注重培养辅导后辈的美术教育，先后在我们周家这个大家庭中培养出两个中央美院、一个中国美院、一个湖南师范美院、一个湖南怀化美院、一个江西景德镇美院的子侄。他不强人所难，本欲培养儿子考中央美院，儿子却选择理工科，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他爱国爱家，虽然儿子出国留学，但他始终力主儿子保留中国国籍。每次儿孙回国，他都把儿孙带到祖坟上跪拜告祭。

周伟钊先生作古了，望他的知音挚发，后辈美术人记住这位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