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防汛智慧

在人类生活的进程中，洪泛灾害从来就是人类最常面临的大自然之凶敌。说到防汛，历史上古人曾采取过多种措施，如设置水务管理机构，疏浚河道、沟渠，设置水关泄洪等，并对水务督察及防汛不力的官员予以问责。

在防汛上，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期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

我国水文工作者曾对长江上游历史枯水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其中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位标记，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美名。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米多，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其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

在宋代，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为1194年。

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

测水法是“以水纵横一丈、高一丈为一方”，把河水的横切面积乘以流速，来计算水的流量。

“水报”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的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

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

“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等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还有羊舟，是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

本文来源：《北京档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