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想念

贺新民

我父母亲是平凡质朴的农民，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的父亲生于1930年，享年75岁；母亲生于1933年，享年70岁。他们都是苦命人。父亲三岁时，爷爷就为革命牺牲了，留下了28岁的奶奶和三个不到10岁的小孩。母亲出生也很贫寒，并且屡遭不幸，五岁时，她父亲病亡，十岁，她的母亲双目失明，她被迫做童养媳。

（一）

1952年，两个苦命人组成了家庭。为了维持家人的生计，父亲胆大蛮干，经常一份力气累出几份成果来。小时候，我看见社员挑粮谷到公社粮仓去（彭家祠，来回20余里），别的男人挑一担谷，只有我父亲一次挑两担谷。别的女人用小箩筐挑粮谷，而我母亲跟男人一样用大箩筐挑粮谷，一担就是60多公斤。

上个世纪60年代，我父母亲打算在麻岭山建一栋房子，自己做砖烧窑。那时交通不方便，什么东西都得靠手提肩挑。当时做了两万多块砖，需要二万多斤煤才能把砖烧成红砖。要把这些煤挑回来就得走上两百多个来回，来往一次要耗费近三个小时。父母亲白天挣工分，早晚挑煤炭，这样连轴转的辛勤劳作，所付出的体力和健康的代价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砖烧成后，伯父家改变了建房的地点，我家跟着一起也把房子建在下如。这样一改动，劳动量倍增。把这两万多块砖从麻岭山挑到下如建筑工地，父母亲就得走近两千个来回。可以说，建房子这几年他们每天夙兴夜寐地劳动，几乎毫无例外。一般人面对搬运两万多块砖就会一筹莫展、举足不前，但他们用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流汗流血的劳作，铸就了自己的梦想。

（二）

父亲上班很辛苦，但为了能让小孩子过好点日子，他在金湖挖钨砂时，从来没有空肩而归，要么挑50公斤钨砂到秩堂收购站，要么背些木材回家建房。记得有一天下班后，父亲独自翻山越岭步履维艰，花了整整一夜时间把一根100多公斤重的木头从金湖背回到家，第二天吃完早餐又返回金湖秩堂钨矿上班。他下班后的那点时间也从不放过，经常开荒造田，抓鱼捉虾，放夹狩猎。记得一个晚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一个多小时的暴雨造成塘水和溪水四溢，江边的农田与江水连成一片，从远处看去，一片汪洋。这时，我父亲不是害怕，而是发现了契机，立即点燃带有松脂的薪柴，背着背篓和斗笠出发照鱼。

我问父亲，为什么打这么大的雷，下这么大的雨，涨这么大的水，还出去照鱼？他说像这样的天气鲶鱼会上水，下面的鲶鱼咬着上面的鲶鱼的尾巴，成群结队往上游，运气好的话会遇上。只要抓住领头的鲶鱼，其他鲶鱼就会顺势进入篓中，成为囊中之物。父亲出去照鱼后，我们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发现着实一脚盆的鲶鱼，我高兴极了。想必昨晚父亲真的遇见鲶鱼上水了。

母亲很能干，也很坚强。她平时一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除了赚工分外，还要照顾6个小孩的生活起居，搞点修补、养殖业和种植业，以减少添置费用。生小孩是女人的一道关卡，但她生小孩后也顾不上休息。我十五岁那年，母亲生小弟时，父亲在外打拼不在家，她竟没有请接生员，独自一人在火堂旁把孩子生下来，并把小孩洗干净，穿好衣服，搞好家里卫生，没有休息。

（三）

1955年建三间土砖房时，大弟刚好出世。母亲生大弟后的第二天就投入工地劳动，挑土砖。

父母亲一生建了四次房子。每次，母亲夫唱妇随，跟着我父亲挑砖担瓦做小工。劳累压垮了他们的身体，我母亲在四十多岁时就积劳成疾，隔三差五上医院。父母亲的劳累和病痛的样子时常出现在我脑袋里，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在夕阳西下时，不禁泪目。为他们分担点什么就成了我每次回家的必做题。

记得有一年我家第三次建房子时，我跟母亲上八斗冲砍柴。不小心，我踩在柴蔸上，差一点把脚板戳穿了。我用两只手把脚从柴蔸上拔出来，但撼不动。后来我母亲跟我一起用力，才把我的脚从柴蔸上拔出来，我母亲当即找了些草药敷在上面。回家时，我还是坚持挑一担柴。大概走了200米，因失血过多，我眼前变得一团漆黑，连太阳也黯淡无光了。我只好躺在路边，意识也不是很清楚，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弯曲的身影，那是父亲——在漆黑中走了一宿才把百余公斤重的木头背回到家的身影。每当我遇见困难时，我父母亲劳累的画面总是出现在我脑袋里，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力量。随着意识逐渐恢复，我坐起来再休息了一会儿，咬着牙关把柴挑回家。下午，我坚持去拉锯。不幸的是，我的脚又不能动，用双手也搬不动，只好坐下来休息一下。稍好一点，我继续拉锯。

他们劳累的画面也成了推动我向上的精神财富。每当我学习工作上遇到困难时，只要想起他们，我就潸然泪下，感激和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作为儿子，我没有让父母失望。我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工作卓有成效，成为茶陵县史上普通教师中第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也是株洲第二个英语特级教师。

我收获的一切离不开他们的关爱和鼓励，更渗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