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给国家送公粮

林喜元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双抢”之后第一件大事便是送公粮。农民顾不上近两个月的“双抢”劳累，纷纷挑着谷子往公社粮站送。在农民心目中，送公粮是神圣的事——赚钱交税、种地送粮，天经地义，耽误不得。

天刚亮，父亲叫醒我，就着稀饭咽了几只红薯，便到生产队仓库挑粮。待送的公粮专门放在楼上一间屋里——农民总是把最好的谷子筛出来做公粮，选足选好了公粮之后，剩下的自己有多少吃多少，吃不饱用红薯土豆垫。公粮是无论如何要保质保量的。

父亲挑150斤；我小，挑20斤。公社粮站十多里路远，平时走路走得快的，要个多小时；挑着担，走走停停，要两个多小时。父子俩穿着破旧厚布罩衫，脚上穿着草鞋，迈着轻快的步子上路了。父亲干农活是好把式，挑担走路也是好劳力，走在前面步履稳健、节奏轻快，一对箩筐在富有弹性的扁担上欢快地上下跳跃——看得出，送公粮，为国家作贡献，父亲的心情是舒畅愉快的！

十多里路，对那时的我来说，空手走完都有些吃力，何况挑着担子。我努力地跟着父亲，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父亲察觉到了，放慢了脚步，走一段便停下来休息一下。父亲抽着烟对我说：“儿子，要你挑这点粮，只是想让你尝尝做事的滋味和苦楚，明白些事理。你要攒劲读书，考上大学，吃上‘国家粮’，但农民的辛劳你要体验，要记得。”我理解父亲的用心，打很小的时候，从拾稻穗开始，到割禾、扯秧、插田、放牛，以及家里的挖土、砍柴、扯猪草，父亲让我干，我从不讲价钱……

到最后几里路，父亲从我的小箩筐里匀了十来斤加到他的大箩筐里。因为他的力气也耗得差不多了，又增加了重量，父亲最后几里路也挑得很是吃力。

终于到粮站了。门口排起了等候验收过秤的长队，只得慢慢移动。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们了。收粮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虎着脸，从箩筐里抓了一把谷子瞄了一眼，说：“有秕谷，还要车一下！那边有风车。”父亲和我只好挑过去让粮站工作人员使劲地车了一遍，并未车出什么秕谷，我心里便有些不满。重新排队，又捱了半个小时，这时收粮员换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同样虎着脸，抓了一把瞄了一眼，说：“谷子不太干，挑到那边去晒一下。”我觉得收粮员下的结论太过随意，由不满进而恼火！父亲却很是耐烦，安慰我说：“公粮是国家用，要入库储存，质量开不得玩笑，收粮员要求严一些是应该的。”说着便带我到粮站一角的坪里将谷子铺开晒着。父子俩在屋檐下坐等。不一会儿，父亲便歪头靠着墙打起了呼噜。望着满身汗渍、一脸疲惫的父亲，我的心隐隐作痛。过度的劳累，使不到五十岁的父亲已经明显老态了。

晒过后的谷子过秤后总重量还是170斤，可见收粮员“不太干”的结论下得确实草率。他们并不知道农民选送公粮不但细致用心，而且严肃庄重。如果说让我们父子这么辛苦折腾叫我颇有些气愤的话，而他们对农民的不信任、不尊重则让我感到格外伤心！

这让我不由想起上次送派购猪的事。母亲养了一年多的猪达到了派购标准，几个人把猪捆绑在独轮车上，父亲推着，我在前面用绳子搭在肩上拉着，母亲眼泪涟涟地将我们送到村口——她心疼那猪，辛辛苦苦饲养了一年多，养亲了，那猪送到公社肉食站立马会被杀掉，母亲舍不得。

待猪送到肉食站杀完后，父亲想起母亲养它的辛苦，求肉食站长批砍斤把肉回去给母亲吃。肉食站长冷漠地说：“这次肉紧张，砍不得！"我当时很纳闷：自己养的猪，自己想吃那么斤把肉，为什么还得求人家，而且这点要求都还不能满足?

父亲却一点也不觉得委屈，他总是善意地理解和支持政府，支持国家。这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父辈的善良与宽容。

送完公粮回家路上，父亲甚至哼起了小调，牵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子，你今天也为国家作了贡献，是光荣的！”我问父亲：“我们交粮，他们怎么不付给我们钱呢？”父亲诧异地望着我：“交公粮怎么能要钱呢？国家给我们地种，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当然应该为国家作点贡献。不能要钱的。”

后来，我如父亲所愿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吃上了“国家粮”。农村人能吃上“国家粮”，是很大的喜事，而我却常常想着这“国家粮”是父亲那样的农民一粒一粒种出来、一担一担送到粮站的，心里就总有些不安。这种不安不知不觉成了我修炼人生的内在动力。它时刻提醒我踏实做人、努力工作，并尽其所能回报父老乡亲。

退休了，不干活了，还吃着这“国家粮”。回到老家，看着长辈的、同辈的老乡们还在劳作——他们不劳作不行，一天不干活，一天便没有收入。

多年以来，我为家乡的垦山造林、修路架桥之类也作了些贡献，老乡们每当见到我时总是一脸的感激和敬意，而我却总觉得亏欠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