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
即将作别大学校园时,有几个可去的地方,我选了远方的株洲。
那年7月,我坐绿皮火车第一次踏上株洲,盘桓于中心广场旁的湘江大桥东桥头,等着下午的分配。中心广场是东、南、北三个城区主街的交汇处,不算宏阔,正中躺卧一个圆形转盘,三个方向的车潮水般涌来,在转盘前稍作踟蹰,又或长或短绕转盘一阵,一头扎入另一方向的车流里。四周楼房包括市政府办公楼都不高,色调暗淡,但行道上梧桐苍劲,人流熙熙,斜对面的百货大楼门前更进进出出,有如过江之鲫。
湘水波光粼粼,浩渺壮阔,阳光下呈海水般的深蓝色,气势远胜老家的资江。不过,对岸十分萧索,除了一条孤零零连接大桥的天台路与零星几座楼宇,其余都是起伏不大的山包,布满葱绿的果园与菜地,间或有三两栋农舍隐在果林中。天台路上没几辆车,两边隐隐可见裸露的黄土,大概准备建造新的楼宇。
我去远郊的单位报到后,很快熟悉了株洲。这是一座春笋般蓬勃生长的城,依稀能听见拔节的声音。1949年开国大典礼炮鸣响时,这里还是幽寂的湘潭县属小镇,人口不到7000,因此后几年京广、浙赣与湘黔三条铁路相会于此,株洲不仅独立建市,白手起家捧出了航空、冶金、机械、化工等诸多大中型企业,还一跃而为江南最大的交通枢纽,迅疾奔腾起来: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枚空对空导弹、第一台电力机车……先后有五十多个“中国第一”,像一枚枚金牌闪灼在这块土地。
我来时株洲虽已颇有名气,但城区其实并不大,同事们说:“下馆子去株洲饭店,想玩就去奔龙公园。”这两处都在中心广场一带。而我等候分配消息时踱步的大桥才建不久,也是湘江上仅有的桥梁,以前河西人挑果蔬到河东卖,只能靠汽渡或轮渡,颤颤巍巍,一不小心便可能掉落水中。闲暇时,我几乎走遍了株洲每个角落,但去得最多的还是中心广场的新华书店。因离住处远,我中午都会在附近的钟鼓岭市场吃碗米粉或面条,味道如何早已记忆模糊,但这里街巷的逼仄、嘈杂与裹着异味的脏乱至今难忘。
后来,我调入了城区文化路上一家单位。这里距中心广场约四公里,有一大片被分割成众多池塘的渔场,中间隐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河,四周多为自建的低矮屋舍,最窄的小巷仅容两人并肩而过。下班后,我沐着霞光散步于渔场细瘦小径,看蜻蜓戏逐,听蛙鸣如鼓,恍惚间以为仍在远郊乡间。
住的日子一久,我也知道株洲底蕴不浅。不说所辖的茶陵有着江南保存完好的南宋古城,茶陵诗派领军人物李东阳如雷贯耳;不说醴陵属千年古邑,渌江书院可与岳麓书院媲美,培养过四十多名进士;也不说所属的炎陵为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之地,享有“神州第一陵”之誉;单是市区三国时吴国曾设建宁县,便令我满脸肃然。唐代诗人杜甫曾流连此处的空灵岸,留下了“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的佳句。与文化路相距不远的芦淞路,是因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与淞沪战役爆发,株洲人为表抗敌卫国决心而命名。这令我眼前总浮现一张张热血澎湃的先辈的脸庞,对这座城的敬意也沸然上涌。
一晃又是许多年。时光淘去许多人事,却不曾遏止株洲蓬勃的脚步,一幅幅新画卷在我不知不觉中铺开在了湘江两岸。河西早已实现了“再造一个株洲”的宏愿,昔日的果园、菜地化为以神农城广场为中心,高楼林立、街道纵横的新区,市政府办公楼也悄然搬到了这里。跨江大桥则像层出不穷的彩虹,从一座接二连三修到了七座,将两岸紧紧嵌在了一起。江边早年的荒滩也蝶变为绵延数十里的风光带,草木幽深,石径曲折,鸟雀喧闹,游人如织。我曾就职的远郊,因背倚长沙,被点将为长株潭一体化的先锋,又耸出了一座以方特欢乐世界为核心的新城,成为老城人怦然心动,纷纷移居的生态与文化城。
老城也不甘于后,荡漾着春意。中心广场悄然拓宽了许多,四周多半已改建的楼宇长高了不少,圆转盘也被更改为视线无碍的直行车道,地下则被掏空成人行通道。通道内宽阔如地面广场,常有各种商家、摊贩叫卖其中,有时还有或大或小的乐队表演,文化气息浓郁。好几回,我进入后竟迷了方向。钟鼓岭焕然一新,市场搬往了别处,代之而起的是恢宏的书城。我寻觅新书时,又有了新的去处。渔场也被化零为整,改成了碧波万顷的石子湖。湖中有杨柳依依的小岛,是黄昏后老老少少垂钓、漫步与休闲的场所。
全城每个适当角落,还建有别具巧思的免费公厕——“建宁驿站”:一律不锈钢装配式建筑,外观朴素;进到里间,则格局精巧,除了公厕区、母婴室,还设有便民服务区等。石子湖边的驿站毗邻文化路小学,来接小孩的爷爷奶奶,常在厕中小憩等候;而个别小孩放学后一时等不来家长,竟在期间悠然做起了作业。这不止令外来者惊叹,我也感慨万端,疑心驿站不是公厕而是宾馆。
株洲的奔腾犹如北去湘江,涛声仍在激荡。下班后我照例漫步石子湖,看着一杆杆伸向水面的钓竿,或者翩翩起舞的人群,不免为当年的选择而欣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