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租房也辛苦

辛丁

房子，这两个字引起的悲欢苦乐，古今皆然。今人租房不易，而对古人来说，租房也是件辛苦活儿。早在1300多年前就有大名鼎鼎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就在《卜居》中倾诉过这份不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白居易，“居不易”

白居易29岁考中进士，32岁官任“校书郎”，薪水每月一万六千钱。他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养马代步，雇了两个保姆，每个月的花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的钱存起来。存了十年，也没能在长安城里买起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长安的“燕郊”——陕西渭南县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回到渭南的家中。

由此可见，白居易在《卜居》这首七言律诗中所言并非无病呻吟。不过供得起保姆和宝马的花销，说明他的处境还不算太差。对于绝大多数的租房平民，住房的紧张与简陋已接近极值。

唐宪宗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一位名叫王筠的仆人租住的房屋内“唯几案绳床而已”；北宋的大学士陶毂也记载过老百姓的拥挤生活：“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逼仄处丝毫不让当代群租房。

租房的烦恼，缘何而起

租房的烦恼盛行在唐宋之时。

唐宋社会的发达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市民阶层兴起、人口流动加快，大型城市迅速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增多，租房消费应运而生。

根据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的估计，盛时的唐代长安城，常住人口175万多，若加计流动人口，至少增至180余万。宋代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说，京城开封“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

面对人口密集和迁移频繁的现实，古今以来无房人最好的选择都是一样的——租！著名的文豪苏轼兄弟就曾长期借住公署，其父苏洵也长年租房。直到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也没有给儿孙留下什么房产。

房源哪里找？“店宅务”？私宅？寺庙？

北宋“房管局”的名字叫做“店宅务”，店宅务有三个基本职能：征收官方租金，管理没收的户绝房产，管理代赁闲屋。很多在京官员没有私第，便去店宅务那里租房住。比如跟随太祖、太宗出征过的老将刘福，一生就都住在“公租房”里。

官房可租，但数量有限。那么还有其他房源吗？当然是有的。

唐代宪宗曾规定：私人积贮现金不得超过五千贯。像节度使王愕、韩弘这样大权在握的人，所积贮的现金“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如何规避？最好的途径莫过于盖房后出租！这样一来，私宅也成了古时租客们重要的房源。

此外，出租房的队伍中还不能少了寺庙房产。寺庙清幽雅洁、远隔尘寰，最适宜文人雅士居住。

“牙人”与“契本”，古代的房屋中介和租房合同

因为古代租房需求的旺盛，一个我们熟悉的职业诞生了——房屋中介，彼时称作“牙人”“知见人”等等。

《太平广记》中说，唐玄宗天宝年间，金陵人陈仲躬携数千金在洛阳城清化里租住。因有意外之事，房东要收回租屋。第二天早上，便有闻讯而来的牙人来找陈仲躬，且已经为他找到了另一间宅舍，大小价钱都与清化里的这间条件相同。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

牙人为陈仲躬带来的契本，我们并不陌生，就是租房合同，租房合同存在已近1500年了，隋唐之际已有文书见诸于世。从吐鲁番出土的《杜定欢从证圣寺赁舍契》等文书中可以看到，那时的契约里已经规定了租房人、房屋位置、租金、缴纳方式、期限、违约条件、担保人等等，主要条款与现代极其相似。

租房从来不易，

且租且珍惜

写到这里，如果感觉古人的租房生活仍不若今人复杂和艰辛，那么我们只需要看看出租者的收益，便可想象租房者所付出的代价了。

古代租赁房屋的获益是巨大的，唐德宗时的长安著名富商窦乂出租房产，“日收利数千”；北宋宰相晏殊文采风流，然而为官期间，“不闻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他在开封城的蔡河岸上托借名目，圈占官地，只为盖房租赁，牟取暴利。

租房获利如此之肥，以致宋仁宗时，入内都知张永和建议宋朝政府“收民僦舍钱十之三，以助军费”——将租房的费用分出三分之一作为军费……房租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一斑。

原来无论何时，租房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