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钟麟:苦读与勤政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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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彭运南

    近年看过一些谭钟麟的资料,越来越感觉到他是苦读与勤政的楷模,在世风不古的今天,很值得宣扬。

    谭钟麟(1822年—1905),出生于茶陵高陇一个贫寒的家庭,因曾为私塾先生的父亲的影响,自幼苦读,最终步入仕途,并且在高位30多年,政绩卓著,深得朝廷倚重。特别是慈禧太后对他颇为赞赏,并于1893年颁懿旨拨专款,为其在老家高陇建造了一座养老私宅——赐书堂。

    关于谭钟麟苦读的故事很多,最值得相信的是其子谭延闿等人为其所写的“行状”:“家贫不能供饘粥,年十六,即授徒自给,已乃发奋读书山寺,诵习常至夜分,所处绝困厄,非人所堪,而志气弥厉。入府应试,徒步数百里,往返未尝乘船车。”

    高陇谭氏族谱中也能见其苦读踪迹:“余少时随温堂师读书仓下,继从康普先生受业于太白山,往来必经古城。”高陇时下还广泛流传着谭钟麟小时候在仁源、仓下两地读书的故事。这两个地方距离谭钟麟家里均有十里之遥,可见其求学之艰。

    前人先贤苦读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在高陇,谭钟麟还是最值得肯定的一个,他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苦读成才,堪称楷模,值得学习。

    其实,谭钟麟不但读书是楷模,勤政为官同样是楷模。俗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谭钟麟可算是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他自1866年开始外任地方官,在知府、巡抚、布政、总督职位上任职长达36年,政绩非常突出,无论官方民间对其评价都只有两个字:“好官”。官方的评价比较主观,民间的评价相对客观,谭钟麟被当地百姓视为“好官”,殊为不易,因为老百姓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当然分得清好坏。

    这个“好官”好到什么程度呢?这里略举几例:

    同治五年(1866)开始,谭钟麟在杭州知府任上干了6年,任职期间“恤流亡,理狱讼,清赋税,整治海塘,浚长安河,皆称利赖。”特别是严惩杭州恶霸徐正魁、张桂林及钱塘县酷吏何秉仁等,颇受百姓称赞。说谭钟麟:“真是个好官!”何秉仁因“浮收漕粮,计赋盈万”而“逮斩之”。对豪强兼并失主田业号称荒产匿不纳租的恶行,起到了抑制作用。又“更定厘税,商民称便,筑炮台,整武备,重建文澜阁,聘名儒校刊群籍,颇以治闻”。

    同治十一年(1872),谭钟麟因左宗棠疏荐授陕西布政使,继而任陕西巡抚,期间更易苛例,调和回汉关系,深得回民拥戴。回民的头面人物对谭钟麟说:“只要你谭大人在陕西当巡抚,我们回民决不闹事!”果然,他在陕西任巡抚、布政使的9年里,没有发生过回民聚众闹事的过激事件。当时左宗棠督师甘肃,设粮台于陕西。谭征发立应,悉无留误,深为左所赞许。更以余暇兴办义学,立书局,疏浚郑白渠,教民种桑、养蚕、纺织。因故,到现在陕西一带出产的丝绸还被称为“谭公绸”。

    光绪三年陕西大旱,谭钟麟督州县发积谷赈灾,严惩高陵、富平知县刘志同等办赈欺饰,奏革讯治,得受嘉奖。在陕甘总督任上,创立官车局,以供转运,又减免苛捐,稍舒民困。其督甘9年,使甘肃边远贫瘠之地,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财政收入俱增。甘肃又以久遭兵燹,士多失学,于兰州建求古书院,甘州建河西精舍,选高才生讲肄其中,致力于发展多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谭钟麟凭借他的睿智和胆识,基本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但由于清廷“日薄西山”,他自然是无力回天了。他调任两广总督后,查办了多起税政、赌博案件,并在与英人交涉中不亢不卑、义正辞严,朝廷虽然知道他“所奏甚是”,但却并不采纳他的诤言。他深感朝廷腐败无能,加上年老且患有眼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托词请假,以还乡疗疾为名,退出官场。6年后病逝于长沙。

    作为晚晴时候的重臣,谭钟麟苦读入仕,毕其一生为官勤政,其精神就是在当下也是值得推崇、宣扬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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