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相伴的日子

戴海合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避免地与书发生联系。有些人在学业终止时，宣告了与书的缘分终结；有些人虽没有大富大贵，却与书结下了毕生难断的缘。

我属于后者，世界读书日的到来，让我不由得回忆起学生时代与书结缘的旧事来。

上小学时，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每学期领到新课本，那可人的墨香，让人陶醉欣喜。回到家，我用准备好的旧报纸小心翼翼地包好，工整地写上书名，装在书包里。我每学期的书都保存完好，以致萌生了拥有一间书房的愿望。当我可以搬动一个桌子时，便将家中笨重的红漆方桌当作写字台靠墙而放，写了“勤奋进取”“立志创新”的自勉词粘在墙上，将所有教科书整齐排列在桌上，用纸包块一红砖立起做书的挡板，这便算是书架最早的雏形了。

每当我坐在方桌前，叔伯家人就常取笑我说，又开始“摆公案”了。因为喜欢新奇，我不断地折腾书房的布局，想法弄来木板钉制成简易的双层书架，在门上用毛笔大笔一挥“书房”二字，旁边写个“闲人免进”，算是圈定了自己一方圣洁的领地。

小学时代，课外书极少见，偶有连环画在同学间传阅，都是很稀奇的，我要是逮着机会便如获至宝地读。三年级时学校订了《小溪流》杂志，每班一本，每人一天地轮着看，我总是和那些不爱看书的同学套近乎，争取把他们不看的日子留给我，作业写完了，便边读边摘抄好句好段，读起来很专心，恨不得能过目不忘。

我只有两本藏书，一本《毛泽东选集》，一本《水浒传》，里面夹满了母亲各式各样的鞋模纸片，出于对英雄的膜拜，我硬着头皮啃《水浒传》，抄录记背百单八好汉的名字和外号，记下他们的精彩故事，以便和伙伴闲聊时显得博学，或结合看过的电视剧情，杜撰一些故事情节，召集一些小伙伴，在屋垛后或讲或演。

那时读书和作业，家长基本都不管的，尤其是写作文，我硬着头皮从摘抄笔记中去获得灵感，后来写信给远在桂林的舅舅求助，他每期给我寄买一本《优秀作文选》，我终于多了一个读课外书的渠道，不知不觉提升了语文水平。五年级时，我竟然被选去代表学校参加片区语文竞赛，虽没有脱颖而出，但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不足，借不到《唐诗三百首》，我便如饥似渴地将语文书里所有附录诗都背得滚瓜烂熟——书太少，也只能如此了。

1990年，在外务工的舅舅买了本知识台历，我爱不释手，它简直是本百科全书，我将里面的诗词、格言、谚语抄下很多，还嫌不够，央求舅舅当年底过完就将台历送给我，我至今还收藏着它。

我自己选购第一本书是在五年级时，和伙伴一起偷偷骑车到青树坪镇老街的书店，蹭在里边看书很久，最后，买了一本《彭德怀的青少年时代》，至今收藏在书架里。

经过小学时读书的积累，初中时我的作文渐入佳境，不时被老师当范文搬到课堂上来读。有次骑车淋雨回家，灵感一来，写了篇散文，被朱老师推荐发表在双峰报社的副刊，飘飘然的我开始做起文学梦。朱老师也是文学爱好者，办公室很多书，我在他午休时坐在藤椅上阅读，时日一久视野更开阔了。

暑假，我跑到婶婶娘家玩，在如山的旧书废品堆中翻寻，意外地发现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欣喜若狂。整个暑假，我便跟着三毛神游在撒哈拉沙漠，和她共同经历游走非洲的悲喜，希望自己毕业后，也能走遍万水千山。

高中后，朱老师调到双峰报社，当上我一直很崇敬的记者，这也更坚定了我向老师看齐的决心，雄心勃勃地加入了学校的“起陆文学社”当起了通讯员，为了学写新闻稿，提升写作水平，时常跑到青树坪邮局书摊前或振华书店蹭书看，免费的书看多了，人家难免不喜欢，偶尔也会挤出一点生活费买《散文》或《散文选刊》，或现代作家的散文集，包括鲁迅、胡适、梁实秋、郁达夫、丰子恺、沈从文、徐志摩等，此时读书，不再只是为了课堂作文那么短浅的目标，我显然已做起了文学梦，我甚至对整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产生了兴趣，想探寻上世纪那些作家们是如何一步步走上文学之路的。

某年的世界读书日，在松雅书院聆听著名作家何顿分享读书经历，他感慨良多，相比他们那一代，我们是幸福的，能充分享受与书相伴的美好时光，那些历历在目的与书伴的记忆，无时不照见和丰富着我们漫漫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