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的世情全书 湖湘文化的民族史歌
分享会结束后，王跃文给现场读者签名售书
郭亮
“大约十年前，我读《三槐堂王氏五修族谱》，里面有这样的记载：1949年3月5日，与我溆浦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现861厂）被土匪张玉琳聚众抢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民间，山头大王据寨称雄，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我们村一批热血青年在村里一位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建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村民们纷纷捐钱捐谷，筹资购买枪支弹药。这支自卫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和湘西剿匪立下功勋。”
这些参加“湘西纵队”的王氏先贤，按辈分算，是作家王跃文的祖父辈、伯父辈。在王跃文儿时的记忆里，这些人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等他意识到这些人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却皆已不在人世。出于作家的自责，王跃文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这便是王跃文创作《家山》的最初动机。
小说《家山》的故事发生在“沙湾”，一个王跃文依着自己的出生地漫水的样子描摹虚构的中国南方乡村，以陈姓为主的数百户村民世世代代在此生活劳作，老一辈中有年过七旬的乡贤佑德公，是村长也是道士的修根，年轻一辈里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齐美，留日归乡的扬卿，省城求学回来的齐峰等。他们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合作，抗战、解放战争……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在世俗又充满诗性的乡村图景中，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等冲突与争斗的命运变奏不时鸣响，一部波澜起伏的地方史诗徐徐展开……
3月30日，作家王跃文携新作《家山》做客炎陵，并做主题为“我的乡村文学叙事——以《家山》为例”的创作分享，与到场300余位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家山》创作中的种种。
日常叙事，静水深流
“文学是打量生活的一双‘天眼’，给庸常生活赋予新的意义。”
与史家“常事不书”的特点相反，《家山》的聚焦点是沙湾乡民的烟火日常，不简单概念化地图解生活和历史，一切回到真实的生活细节。
对此，王跃文坦言，“故事好编，日常难写。”《家山》采取全景叙事（非单一线索叙事），不以某个事件、某个人物为中心展开小说叙事，呈现的是乡村百姓生息与共的生活原野，刻画的是各具面目和性格的人物群像，呈现的是真实的人间时空，这就要求作家对生活场景的还原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王跃文说，传统乡村生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的人间样本，人们日常起居、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往来，都应时应年应景，如小说写沙湾的人家如何养鸭子，短短300余字，“既写了农事和物候变化，又写了季节轮回和岁月流转，还写了田园风光和乡人野趣，充满着从土地里自然生发出来的诗意。”
王跃文认为，作家的写作笔法，客观上就是作家的人间态度。《家山》叙事从容，徐急有度，沉静舒缓，并举例来说明他如何用细节和故事来描摹中国人的神貌、性格、气息、精神。如写扬卿和瑞萍结婚时，既写了年俗和婚俗，热闹喜庆，又写了正处乱世，喜庆中又有哀伤；再如写逸公老儿葬礼时，既写了中国人庄严的生死观、血肉相连的亲人情感、乡亲眼里的盖棺定论、葬礼在乡间的教化作用，又写了老人回光返照和上山入土的诸多细节，“中国人生命哲学里，生死是最大的事，小说里写了几场婚礼，几场葬礼，又不断诞生新生命”，在王跃文看来，正是这些极具仪式感的婚丧嫁娶之礼，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文化的传承。
王跃文说，《家山》有意避免了过于戏剧化的情节描写，依从于那方山水的生活自然逻辑，“尽量在白描中写出生活的宁静与艰难、清晰与复杂、细小与宏大、恒常与骤变。表面波澜不惊，实则静水深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说里的佑德公、逸公老儿、修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而劭夫、齐峰、扬卿、瑞萍、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历史和时代都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演进”，王跃文如此总结道。
史笔为文，史观不拘
“我只会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勾画乡村变迁和时世流转，完成乡村和乡村人物的命运表达。”四年前，王跃文在接受《芙蓉》杂志编辑杨晓澜的采访时曾如是说。
虽然是小说，但正如王跃文所说，他是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去勾画的。《家山》的明线是沙湾村的日常生活，伏线或背景是百年中国大变局。大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历史风云都在沙湾土地上翻卷，国家民族紧急关头，沙湾子弟们或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或忍辱负重、坚韧不屈，表现出应有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民族血性，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如贞一上雅礼中学不到半年就“放假”回家，这便是依据历史创作的。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周南女校创始人朱剑凡因反对蒋介石而受到通缉，被迫离开周南。周南女中亦被反动政府查封，停办一年。1928年8月才获准复学。再如史瑞萍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县里来组织革命武装，随即同组织失去联系，也是据史写的。当时（1929年），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是蒋长卿，省委机关设在益阳。蒋长卿同志1931年被捕牺牲。
除了这些大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的描写也无一不与史料相吻合，如写县政府征用佑德公家的马，小说中是这样写的，“佑德公送走县政府的人，径直进屋去马栏，见马鞍都没有取下来，马已瘦得不像样子，腿上的白毛都成了灰色。佑德公眼眶一热，泪水就出来了。心想：他们哪把马当人？”国民政府基层官员不爱惜民物的嘴脸跃然纸上；再如写其时的苛捐杂税，“扬高看过今年的征收章程，他看了也是白看。齐树是内行人，看了就记得了。这时，他把今年征收名目一五一十说出来：“过去的老名目样样都在，今年只要想得出的新名目都出来了。本来已征收多年交通附加，今年又多出了桥梁捐、义渡捐、茶亭捐。年年征收行政附加，今年又多出个不敷特捐。又不管你种不种茶叶，种不种烟叶，都要交茶捐、烟捐。沙湾人都不晓得鸦片烟树长得什么样子，都要交种鸦片的罚金。他妈妈的，今年涨这么大的洪水，粮食征实之外还要征借！”老百姓负担之重兼以对政府的切齿之恨，于斯亦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家山》对一些普通人难以察觉的小细节也做了史实上的查考，如煤油灯取代桐油灯，旧时工价——农忙一日，工价一升半谷子；纺十二斤棉花，工价一石谷子——税赋的名称、种类、税负变化，等等之类，皆可以寻到相关的史料依据，王跃文将之归因于多年阅读真实史料和研究专著，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兼以多年听长辈讲过许多过去的事情，提笔便历历在目。“历史和文化是延续的，我从小至今都能感受到过往的历史回响。”王跃文说。
辞气简素，雅俗参差
“我的文学语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古典文学，二是民间生活语言。”作为成名多年的作家，王跃文的语言风格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方向，对此，王跃文不止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道。
《家山》亦延续了王跃文一贯的语言风格，既有典雅的书卷语言，亦有鲜活的民间语言，既有旧时的官文语言，也有时人的书信语言，一切都不刻意，因人因时因事而自由转换，总体风格则以简素为主。如写劭夫作抗日演讲时，便用了典雅的书卷语言；写县长李明达雪夜访扬卿时，则用了文雅的读书人谈话；而到了写乡村儿女情长时，则根据人物身份和性格来调整笔调——乡村知识青年的爱情和乡村农民的爱情截然不同，宣之于口也是不一样的表达。
尽管《家山》里使用了大量的基于乡村生活经验的民间语言，但这些语言却不乏强烈的文学性，“民间语言的文学性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老百姓因为经验世界和知识世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又因为老百姓的词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们说话天然地会借助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沛，天然生发出文学性。”王跃文说道，并举书中桃香教儿媳妇煮饭时烧火的情节为例，桃香说“为人莫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短短几句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含其间。
除了鲜活的民间语言，《家山》里还运用了大量的独具湖湘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在王跃文看来，所谓方言俚语，多是古语在民间的遗存，古风古韵存焉。中华文明万古赓续、生生不息，与中国文字中的实词总体上都是音形义统一的“表意文字”息息相关——字义大致古今不变，只是读音会因年代或地域而变。如《家山》里写“烤火”用的是“揸火”，“揸”字便是被普通话“排挤”为土话的词。揸，其义为五指张开。“揸火”是对人围火取暖状态的生动描述；再如《家山》里说“煤油气味不好听”，外地读者觉得奇怪：气味不是闻吗？怎么说成听呢？但是“闻”不就是“听”吗？只能说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通感；还有《家山》里写“燕子叫得亮亮的”，也是把视觉和听觉都打通了的说法。“方言俚语的艺术化处理，不但是小说传情达意的需要，也能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扩展了汉语言的宽度。”王跃文说。
分享会最后，王跃文总结说，《家山》是他力图以一村之隅，写出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和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当然，我深知《家山》存在很多不足，一切教训都会成为今后创作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