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瓦砚，一件“伪作”背后的历史迷雾

▲“铜雀瓦砚”背面图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贡献良多，故有“文房四宝”之誉。

“四宝”之中，砚台虽然排名最末，却与人的关系最大，对人的影响也最深，正如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所言，“‘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而同为北宋书家的唐庚则在《古砚铭序》以寿夭和德行的角度对砚作了深情礼赞，曰“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计，砚之寿以世计。其故何也？其为体也，笔最锐，墨次之，砚钝者也。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其为用也，笔最动，墨次之，砚静者也。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将砚之宝重程度推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作为中国传统文人须臾不能离之的书写工具，砚台多为石质，其性坚固，可以传百世而不朽，故历代名家对砚台的选材、制作、雕刻、使用、收藏都有讲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和流派。其中，唐宋以来所流行的汉瓦砚，以其古朴、厚重、稀少而备受珍视。

所谓汉瓦砚者，又称瓦头砚，是指利用古砖瓦（主要为汉瓦）为材质制成的砚台——所谓秦砖汉瓦，是指其质地优良，坚固耐磨，自隋唐起便有人利用其制砚，所制之砚耐磨发墨，效果极佳，且此等砖瓦之上多有纹饰或制造铭记，极富古韵，向为以风雅自居的文人墨客所钟爱。

古砚往事

在醴陵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件用汉瓦制成的砚台，系当地村民汤其树捐献。解放初期，当地民兵汤其树曾在状元洲集训过，一天傍晚在洲上散步，偶尔在沙地上拾到此砚，觉得此方古瓦十分特别，便珍藏于家，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的醴陵市博物馆向社会广泛征集文物入藏，才将此方古瓦捐献给博物馆，经鉴定为较为少见的汉瓦砚，具有一定的艺术和考古价值，故得以入藏。

这方古砚为深灰色的长方体瓦块，中部为琵琶式淌池，四周阴刻铭文，上部用篆书直行阴刻铭文16字，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中部池旁左右侧宋体直行阴刻铭文12字，右侧为“为爱陶甄之质”，左侧为“宜加即墨之封”；下面行书直行阴刻铭文“予得之于漳滨之深，以三十九枚娶，而加绪翰墨，以为博珪好古之玩云，洪武辛未重九翟仙铭”。瓦砚背面上部以古钱造型篆书“宝货”二字，中部隶书直行阳刻“建安十五年”，下部为浮雕两鹿相嬉图案。

“翟仙”，当为“臞仙”之异写，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别号，“洪武辛未”为公元1391年，是年，十三岁的朱权被封为宁王，两年后就藩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所谓“漳滨之深”，当指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漳水，为铜雀台故址之所在——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筑铜雀台于邺都，所用材料至坚至优，时人多取残瓦琢而为砚，风靡一时，前引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日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络络滤过，碎核桃油方埏填之，故与众瓦异焉。”并言以此瓦磨制的砚台，“体质细腻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无。”至北宋时已为罕见，更遑论去北宋数百年之久的明代，故朱权得此瓦，见其上所刻“建安十五年”款识并两鹿相嬉之浮雕图案，便知这是传说中的铜雀台瓦，乃有琢而为砚并款识纪其事之举。

如是，似乎可以还原出这方古砚入藏醴陵市博物馆的基本脉络：明洪武辛未年（公元1391年），13岁的少年朱权在漳水边上以三十九枚制钱购得这方铜雀台古瓦，并着工匠磨制成砚，且款识题刻于上，日日把玩不已。后朱权因参与“靖难之役”备受兄长朱棣猜忌，徙封至南昌，这块瓦砚也便到了南昌。又百余年，朱权四世孙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无道，集兵号十万造反，起兵四十三天而败，与诸子、兄弟一起为王守仁所俘，押赴南京伏诛。乱军之中，宫邸宝玩星散，这方瓦砚也不知去向，不知何故沦落到距南昌三百公里之隔的醴陵状元洲上，于解放初期为村民汤其树拾得，并将其捐献给博物馆。

疑窦重重

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其实不然。

2018年，日本主营中国艺术品的拍卖行东京中央香港春拍，中有一件名为铜雀台瓦砚的拍品，系东京美术俱乐部会员旧藏，形制并题款均与醴陵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方瓦砚无二，且附有日本弘文院学士林叟所书《邺瓦砚记》一卷，记此方瓦砚之入藏渊源，落款宽文九年（1669年），时当清康熙八年，也就是说，至少在清康熙八年之前，这方珍贵的瓦砚便已流落到了日本藏家手中，直到300多年后才现身东京中央香港春拍会。

无独有偶，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一方铜雀台瓦砚，款识铭语亦与醴陵市博物馆所藏无二，且砚首侧镌乾隆御题诗一首，款题“乾隆已丑御题”，下钤宝二，曰“古香”“太璞”，显系清宫旧藏——清乾隆朝所修《钦定西清砚谱》中亦收此砚——解放战争后期辗转迁台。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一方瓦砚，为何在清康熙八年之前便已入藏日本，何以又出现在乾隆皇帝的御品珍玩之中，并辗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之藏品，且又在解放初期出现在醴陵状元洲的沙地之上？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明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兵败被俘，祖传下来的铜雀瓦砚不知去向，或许落在某个识货的文人手中，心知其价值，乃密谋招匠人仿制若干，这才有了台北、日本、醴陵三地均出现同样款识的铜雀瓦砚的谜团，至于三者之中，何者才是当年十三岁少年朱权于漳水边上以三十九枚制钱购得的铜雀台瓦所制，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伪制渊源

甚至，我们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大胆猜测，当年朱权所购得的这块铜雀台瓦，也有极大的可能为赝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误会与想象——透过对“铜雀瓦砚”的认识谈艺术品的塑造》（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一文，中引元人廼贤之说，所谓“铜雀瓦砚”，并非铜雀台遗瓦所制，而是同在邺城出土的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所制，“盖特取其名以炫远”，是为了托古出名。宋元以降，持此论者颇多，如前引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即有“今之大名、相州等处，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状砚，以市于人者甚众”的说法；米芾《砚史》“陶砚”条还记载了伪制瓦砚的做法：“相州土人自制陶砚，在铜雀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细者，燔为砚。有色绿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为水纹，其理细滑，着墨不费笔，但微渗。”

最有趣的是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的一则记载：“相州，古邺都，魏太祖铜雀台在其处，今遗址仿佛尚存。瓦绝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饷黄鲁直，东坡所为作铭者也。其后复归王氏。砚之长几三尺，阔半之。先公自燕还，亦得二砚，大者长尺半寸，阔八寸，中为瓢形，背有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小者规范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兴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团。”无疑，洪迈先公所得小者，就是前文述及的北朝晚期一类砖瓦构件改制之砚，值得玩味的是其大者——“背有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考古研究表明，东汉时期邺城地区发现的瓦件上，至今尚未见到题铭纪年的做法，洪迈先公所得之砚，显然也出于伪造，而其题铭纪年的做法，亦与此前提到的朱权所得的古瓦无二。

如此，也便能勾勒出“铜雀瓦砚”的发展脉络。先是由于邺城出土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适于制砚，遂有时人对其加工改制。无论是出于无心之失将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误认为“铜雀瓦”，还是有心人为了使其出名而借用“铜雀”之名“以炫远”，不解实情的人们遂信以为真，造就了“铜雀瓦砚”的误会。但由于邺城所出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难于搜求，已无法满足时人对于“铜雀瓦件”追捧的需要，新伪制瓦件并改制为砚的行为就出现了。为了进一步使这个“误会”看起来更加可信，后来作伪者加入自己的“想象”，开始在使用类似压磨黑光瓦件的水洗、沉淀陶泥作法的基础上，在瓦背上做出纪年题铭。自此以后，历代作伪之人或许目睹过前朝伪制的旧物，或许看过前朝记载的文字，使得“铜雀瓦砚”这个本不存在的误会以讹传讹，越传越远。

“误会”与“想象”

回到朱权得到这方古瓦的洪武辛未年（公元1391年），以三十九枚制钱换取的所谓铜雀台遗瓦，很大可能是宋元时期匠人的伪作，甚至也不排除近期作伪的可能，毕竟，邺城地区伪作铜雀台遗瓦的历史已传承数百年之久。时年十三岁的少年王爷自以为觅得稀世之珍，乃珍而重之地磨而为砚，并款识题刻于上。当然，彼时的小王爷并没有想到，自己身故百年之后，这方自己名款题识的“铜雀瓦砚”会再次流落民间，且在此基础上又再度仿制若干，并分别流落到日本、台北、湖南诸地，历史的吊诡之处，于斯展现得淋漓尽致。

行文至此，不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是日本藏家，或是醴陵市博物馆，三者所藏形制几乎完全一样的“铜雀瓦砚”到底孰真孰假，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一方小小瓦砚背后所展示的，不再只是某位文人伏案书画的自我世界，还牵涉出匠人如何调用历史世界里的资源来为自己的创造附加价值，甚至据此改造自己的作品的现象。一件艺术品的诞生，不再单纯只是匠人的创作，还夹杂着历史、想象与物质的复杂互动。

文物造假，历史上就存在，三件“铜雀瓦砚”，孰真孰假，今人无法考证，但三件东西无疑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物。

正如王子奇在《误会与想象——透过对“铜雀瓦砚”的认识谈艺术品的塑造》一文中所言，“铜雀瓦砚”的故事，留给我们一个基于“误会”，又在后来加入主观“想象”，并最终影响和形塑了艺术品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误会’与‘想象’都再次成为“铜雀瓦砚”的一部分，也正因此，使它得以永远地记录在艺术史上。”

文物名：铜雀瓦砚

年代：明

材质：陶

发现地点：醴陵

发现时间：解放初期

规制：通长28.5厘米、宽18厘米、厚2厘米

馆藏地：醴陵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