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铜权元代衡器改革的见证者

郭亮

俗语云，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作为称量重量的器物，在电子称重器出现之前，铁制的秤砣和木制的秤杆可谓是城乡间最为寻常的事物。

相传，杆秤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他以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共十六颗星星为记，在秤杆上刻制十六颗星花，故称为十六两制秤，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改为现在的十两一斤。

众所周知，杆秤由秤杆和秤砣两部分组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里也各有说道——秤杆被称为“衡”，《汉书·律历志》记“衡，平也，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秤砣则被叫做“权”，《汉书·律历志》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衡”一词亦因之而来。由于秤杆多由木制，难以在漫长的岁月流变中保存下来，故存世之有一定年岁的秤杆颇为稀见；而秤砣则不一样，或为石制，或为铜、铁等金属所制，不易朽坏，故存世颇多，各个时代皆有，既有收藏艺术价值，又能对研究彼时的计量制度提供实物参考。

在醴陵市博物馆，就馆藏着这样一件元代铜权，系1986年夏从醴陵市南门废品收购站拣选入藏。此权呈葫芦形，上有方形圆孔鼻纽，下有圆饼形座，束腰处饰有凹凸纹各一道，权身上部和座上各有凹弦文三道，两侧并有阴刻铭文，一侧为“至元二十一年”字，另一侧为“谭州路造”字样。

“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年号，“二十一年”为公元1284年，距元大将阿里海牙攻陷潭州（今长沙）、纳湖湘全境为元朝版图已过去九年。史载，阿里海牙攻陷潭州后，开仓赈济饥民，把战争的破坏性降到最低，当地百姓建生祠以祀，而后与民生息，商品经济籍贸易之繁荣在古老的三湘大地焕发生机，尽管乡野之地仍有零星的小型反抗元政权的起义爆发，也总是被官方快速扑灭，人口亦得以快速恢复并逐年增长，总体而言，城乡老百姓的生活比之前朝要有很大改进，故明万历朝文学家沈德符有“前元取民最轻”的公允之论。

也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元代的计量制度比之前朝有了很大的不同。史载，秦灭六国，由官府颁发“秦权”作为官定的标准器，并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通行全国，此为官方统一核准全国衡制之始，并一直沿袭至今。必须说明的是，秦代颁发标准衡器，是执行“法度量”的，通常一年一校，国家每年严加鉴验，以保重量绝对精确，在领取或借用时，当面校准，不准有丝毫差池。遗憾的是，由于彼时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兼以铜权制造技术难度不大，尽管当局对衡器制作管控严格，但仍然挡不住民间众多的仿制者，衡器的准确度也就难以得到保障。鉴于此弊端，唐代时，中央政府专设监校官，衡器经校验后加盖钤印方准使用，大大增加了民间仿制者的仿制难度。宋袭唐制，仍将衡器的制作及校验标准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只是，这一规制在元代时却难以行通，一方面元朝疆域之广世所罕见，衡器每年运回中枢校准再下发费时良久，影响效率，另一方面，元朝政府轻农重商，衡器之使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频繁，损耗率亦惊人，京师往返各地校准换新颇是不便，于是，乃将中央政府主管的衡器铸造及校准工作下放到地方（当然，标准之制定仍由中央政府统一颁发），醴陵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元代铜权所镌“潭州路造”正是这一政策变化的具体表现——“路”者，宋元时代行政区域名，宋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元代的路则相当于明清的府，潭州是长沙之古称，潭州路之辖区则包括了今安化、涟源、双峰等县以东，衡东、攸县以北和益阳市、连云山以南的地区，醴陵亦在其辖境范围之内。

非止如此，从这些年全国各地出土的数目不一的元代铜权来看，所铸地点自然因地各异，即连年号也各不相同，仅至元年间所铸铜权，便有“至元二十年”、“至元二十一年”、“至元二十四年”等多件。以此观之，各地政府基本每年都有新铸铜权面世，更从侧面反映出彼时商贸往来之频繁。元朝，这个我们以往被我们统一以“法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粗陋印象一笔带过的短暂王朝，其实，更有着我们所不了解的富庶与繁华。